于魁智、王蓉蓉、杜镇杰、朱强、李军、杨赤、宋小川……这几个名字，在当代京剧舞台上的分量不容忽视，他们是各个流派行当的翘楚，他们都属牛，今年都60岁。今年6月，长安大戏院为他们举办了两场名为“甲子之约”的专场演唱会，一票难求，盛况空前。见证了新中国戏曲教育的变革，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戏曲艺术的低迷，而今又与日渐好转的传统文化一同攀向高峰。这批京剧艺术家站在人生的甲子时刻，回望从艺道路的点点滴滴，他们明白，所有的好与不好都成就了今日他们的财富。
甲子之约
见过真神，成为得天独厚的一代
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他们，经历过共和国艰苦的时候，但京剧巅峰时刻的余晖也曾照拂过他们，用梨园行的话说就是“见过真神”。
朱强、于魁智都是沈阳人，1972年一起考入沈阳京剧院学员队。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地方的艺术资源有限，想要遇上名师太难。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京剧大码头的名家被下放到各地，在沈阳也有不少这样的大家，当初沈阳京剧团学员队的老师就有尹月樵、黄云鹏、姚世茹、焦麟昆、秦友梅等人。经历了旧时代的老师们，不能演戏了就把热情投诸教学，传统戏不能唱了，但传统的戏曲教学方式还在继续。朱强回忆说，那时候觉得老师太严厉了，学习过程非常辛苦，“每天早晨五点多起床练晨功，晚上还要练夜功，老师不用说话，一瞪眼你就害怕。”朱强有一次胳膊骨折住了二十多天医院，出院就回了学员班，练功的时候想着胳膊就不用练了，跟着大家压腿就行，谁知道老师却说，左胳膊不行就用右胳膊练习“铁门槛”，“在老师们看来，学戏哪有不受伤的，你就不能闲着。”今天看来，老师当初的严厉让他们班的成材率非常高，同班三十多个演员学员中就涌现出了他和于魁智、李静文、张宏伟、张微等诸多今天还活跃在舞台上的角儿。
杜镇杰是从山东农村走出来的演员，他在进入中国戏曲学院后，以及后来的工作中都与不少名家学习过，合作过。1979年，杜镇杰高中文艺班毕业回到家中务农，后来听说中国戏曲学院到济南招插班生，没想到一考就考上了。到了戏曲学院后，和其他从小学戏的同学相比，他基础薄弱的毛病一下儿就暴露出来。在学校，那些比较优秀的学生都由正当盛年的老师来教，杜镇杰他们比较薄弱的学生则主要由刘盛通、王世续、李世霖、李甫春、杨韵清、吴泽东等诸多从富连成等老戏班走出来的年纪比较大的老师来上课，也算是歪打正着遇上了“真神”。后来，他又在马长礼先生的引领下，走遍北京城寻访名师，先后跟随李盛藻、关盛明、叶盛长、马崇仁、迟金声、谭元寿等名家学习，时至今日，杜镇杰还经常去和九十多岁的迟金声老师学戏。
大连京剧院院长杨赤则直言，没有袁世海先生就没有自己的今天。那时候，他在大连工作，袁世海先生在北京，师徒俩两地奔波地教授、学习，“大连市的领导也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培养，为了方便袁世海先生来大连教学，专门给他安排了驻地。”
王蓉蓉进入中国戏曲学院后，得到张君秋大师的亲授。王蓉蓉至今记得，有一次老师在排练场看了她演的《四郎探母》后，专门到学校给她说旗步的走法与别的脚步有什么区别，剧中的请安动作应该怎么做，“他当时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一遍又一遍地给我做示范，讲要领，手放在什么位置，腿是怎样的蹲法，手帕是怎样的拿法，不厌其烦。”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得天独厚的。”杨赤说，一个演员最关键的是他的成长期和成名期能遇到好的机会和环境，而他们都遇上了，这个优势是今天的年轻人没有的。
跌落谷底，也坚信未来有希望
在开启这个职业生涯的初期，这一代人并不知道在“得天独厚”的后面还尾随着“跌入谷底”的命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二三十岁的他们正是崭露头角的时候，但京剧却遭遇低迷的时刻。王蓉蓉回忆说，那时候演出特别少，一个团一个月也就三四场演出，一个演员一个月能有一场演出就不错了，有时候一个月都没有一场演出，“有演出需要排练的时候就上半天班，不上班也没人管，剧场也没什么观众，一场演出也就卖几十张票，演员的待遇也低，一场就5块钱、10块钱。”同在北京京剧院的杜镇杰也感受到了那种压抑的氛围，成天没事儿干，就在家里睡觉。朱强说，演出少生活拮据，大家也都着急，剧院还真有同事去卖花。“大幕一拉开，台上几十个演员，台下只有几个观众。”杨赤说，经历那样的情景谁都会着急。
面对这样的现实，很多人失望了干脆转行，出国的、下海的、拍电影的、唱歌的、演话剧的……而今天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的他们，在那样的时代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虽然剧院安排的工作少，但我每天给自己安排的日程还是满满的。”王蓉蓉说，那时候全靠自己管自己，几个年轻人约着早晨一起去练晨功，在学校没练的基本功，那段时间都补上了。下午的时间就自己听录音学戏学唱，整理唱词、背戏。王蓉蓉说，那时候没有什么剧本，自己看戏的时候就找个没人的角落坐着，打开录音机把老师们的演出录下来，有的时候还要自己低声把台上的表演、调度说进去，回来再扒词儿，整理剧本。“别看那时候没事儿干，可是我都没有时间逛街，一天不练功学唱就觉得自己在虚度时光。”王蓉蓉说，正是因为平时有这样的积累，关键的时候才能接下难啃的骨头。有一次剧院临时让她替一个演员演四出大戏，虽然有的戏她没演过，但平时已经学了，词儿都能倒背如流，才敢接下来。
朱强也说，那段时间虽然过得有些煎熬，但他一点时间没有浪费，一边找老师学戏，一边还自学，取得了大专文凭，“那时候学的戏，看的书，到现在都管用了。”
杜镇杰的经历则多了一番曲折。在最低谷的时候，他不想自己的大好时光就在蒙头睡觉中度过，他想走出去看看。1994年，他选择了停薪留职，去了香港。也许有人觉得在京剧最艰难的时候，他做了“叛徒”，但杜镇杰觉得，自己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每一天的光阴都浪费不起。那时候做生意比唱戏挣钱多，头脑灵活的他也跟着下海经商，而且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转眼三年过去了，虽然钱挣了不少，但他始终无法割舍对舞台的眷恋，生意场再风光，也无法替代他心中观众热情的掌声。1997年，他重新回到了剧院。“过去耽误的时间得一点一点往回补”，他又开始像从前一样每天练功，不断学戏，坚持演出，虽然累出了一身毛病，但是他的心里是踏实的，充实的，幸福的，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感恩幸运，誓将“幸运”传递下去
他们自然也是幸运的一代。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国力越来越强，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京剧作为国粹受到更多关注，他们也得到更多机会。
1980年，恢复了传统戏的演出，当时刚刚二十岁左右的王蓉蓉、李宏图参加了第一部恢复演出的传统戏《四郎探母》;王蓉蓉的学士学位证书是001号，她和她的同学们成为中国戏曲历史上的第一批本科生;1996年，王蓉蓉又和杨赤、李军、朱强等人一起进入第一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简称“青研班”)，使他们在表演技能、文化水平、人文素养等方面得到全面的提高。
杨赤则认为，这一代的幸运在于，即使处于低谷也能看到希望，有一个清晰可见的上升通道，“我们那时候有梅兰芳金奖，有央视的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一旦获奖了，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通过大赛成名的，所以你知道你经过努力能成为角儿，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让他遗憾的是，这些大赛都取消了，今天的年轻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也曾在自己的提案中建议恢复青年演员大赛，让今天的年轻演员有个奔头。
得到了这么多机会的他们，也都愿意为自己钟爱的事业做更多，即使他们已经六十岁了。今年上半年，王蓉蓉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不再担任北京京剧院一团团长。她说，这几年她的主要精力还会在舞台演出方面，过几年就会逐渐往教学方面转，“我有19个徒弟，以前都顾不上他们，今后也得管管了。”朱强则正在办理退休手续，“我服老，但我还爱这个舞台，有需要就还去演。”今年执导了京剧《嫦娥奔月》的他，还发现了新的兴趣点，想要再尝试一些导演的工作，把自己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
这些年来，杜镇杰一直致力于传统戏的挖掘、整理、学习，“我已经演了七十多出戏了，可以自信地说目前还没有人能演这么多戏。”眼下他一边忙着演出，一边还在北京市政协做筹备“戏曲苑”的工作，将来要去做一些京剧艺术家和作品的抢救性工作，去做一些京剧的普及、推广。
杨赤还没有退休，他希望还能为京剧做更多的工作，在他看来，当前京剧事业中人才的培养是重中之重，他自己会拿出更多时间给年轻人上课。
记者手记
这是一次特殊的报道，我们希望通过对这几位今年六十岁的京剧人的“速写”，为一代京剧人画像。
这一代人是京剧历史上特殊的一代。他们的学习生涯被京剧巅峰的余晖照拂，见过真神得到真传，但也经历了传统戏不能演，只能学样板戏的年代;在壮年时代又与传统文化最为低迷的时代相遇;经历大浪淘沙之后，他们的艺术生命在最好的年代迎来最高光时刻。观察他们职业生涯，还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终身学习。无论在京剧表演方面天赋如何，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他们都从未中断学习。我们也希望通过对他们职业生涯的记录，让年轻的京剧人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经历了那么多坎坷的他们尚且能够一颗初心到今天，在传统艺术越来越受到重视，各方面条件都越来越好的当下，一定有更好的未来在前方，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牛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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