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之际，我与常州市锡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合作创作了两部红色题材作品：锡剧《烛光在前》与昆曲《瞿秋白》。
在锡剧《烛光在前》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抗日战争烽火绵连，十五岁的女儿决定追随父亲张太雷的革命之路，只身奔赴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母亲陆静华一面忧心孩子的安危，恨不能将她关在家里，一面呢，又默默为她备好了行囊，将多年前的一封家书——丈夫写给自己的亲笔信，交与女儿。为防路上盘查、暴露身份，母亲将书信抬头的“静华我妻”与落款“太雷”之名剪去了。女儿去了，带走了书信，把母亲的心也带走了。
昆曲《瞿秋白》中，我是这样描写瞿秋白就义的。瞿秋白36岁那年，被捕遭囚。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再三劝降，他矢志不渝，于1935年6月18日就义于长汀。牺牲前一晚，他做了个梦，闲步小径，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早起后读了会儿唐诗，见“夕阳明灭乱山中”之句，心有所感，便集唐一首，以志其梦。正书写时，国民党军官来到囚室，向他出示枪决令。他从容地搁了笔，前往行刑地。罗汉岭绿草茵茵、松柏挺秀，他环顾四周，说了句：“此地甚好，就在这里吧。”
若将剧目比作江流，这些小故事，正是其中腾然的浪花，光华闪耀，令人动容。而这并不得之于编剧的创造，甚至我想，即便最出色的编剧，也无法仅凭技巧来造就动人心魄的力量。因为这是真实的力量、是生命的真实，是陆静华、瞿秋白拼尽全力，在世间不改初心、发奋而前的人生印记。
真实性在创作中非常重要。真实性并不是指某个事件是真实发生的，而是我们的创作能够让受众发自内心地去相信剧中人物所做的选择，去理解人物内心的纠结、痛苦，以及当他们做出牺牲时的快意。
红色题材作品创作，于我既是写作，更是学习、致敬。我尽可能完整地收集、阅读史料，或参考《张太雷年谱》与张西蕾《烛光在前》回忆录，为陆静华制作详尽年表;或细细对比瞿秋白两版年谱及众多口述历史文本，梳理记录可入戏的细节，以之为引领，走进风雷激荡的年代，走进他们高贵、纯净、坚忍的内心。其一喜一悲、一笑一泣不再遥远，他们简直就像我们亲切的朋友、亲人。
因为史料记载中充盈着大量细节，编剧不能仅仅关注英模人物所取得的成就，而是要更多地去关注生活中的细节。比如，他们曾经给朋友写过一封怎样的信，他们曾经写的日记，曾经读过什么书，以及是否在某个彻夜难眠的夜晚，独自行走在一条小巷之中……正是这些细节把那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在我们心中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呈现出来。当这样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出现在你的心中之后，再去下笔创作这个人物，他所有的念白、语言和内心的波动都不再是二维的了。剧本好比是生长在地面上的树木，但是编剧心中所掌握、拥有的是地下庞大的树根，树根的体积一定是远远超过树干部分的。只有与人物产生这样深厚的关联——资料收集的关联、情感的关联和内心波动的关联，才有可能将鲜活、真实的舞台人物奉献给观众。
在史料基础上，还需谨慎而充分地发挥创作的想象力。一方面，不妨令自己的心柔软、敏感成一片初降的雪地，再轻盈的飞鸟掠过，都会留下清晰的痕迹;另一方面，又要使之成为安静的湖水，任何一颗石子的投入，都将泛起想象的涟漪。思考时，我被剧中每个人的悲欢充满;写作时，我成为他们每一个人，将其人生片段一回回重塑重演，用艺术的、情感的力量丰富史料，使之更为血肉充盈。写陆静华剪信，我想象她抚摸着陈旧的墨痕，在一笔一画之间，勾勒丈夫从未淡去的身影，那个身影，而今鲜亮地投叠到女儿身上;又想象她将剪下来的两个名字拼在一起，让她觉得牺牲了十年的丈夫从未远走，时刻与之相依相傍。而写瞿秋白牺牲前夜，我好像走入了他梦中：“步小径啼杜鹃，看天边云锦鲜。姹紫嫣红争斗艳，清露一滚芳草尖。无限好、夕阳斜，映树影绰绰的色斑斓。隐约约何处鱼梵，恰便似寒流潺潺。正是个入诗入画神仙境，泼墨浓淡染群山，直叫人神醉目酣。”一支【滚绣球】，唱尽了我的想象。
在中国悠长的戏曲长廊中，真正留下来的，令观众记忆深刻的都是那一个个鲜活的、典型的人物。舞台上“这一个”典型人物生命的塑造，可以投射到舞台下“无数个”生命，无论是古代题材还是现代题材戏曲作品，坐在观众席中的我们所寻找的是与自己同频共振的地方。这就需要创作者满怀敬意，虔诚地敞开生命情感，去发掘、去体味，把握人物最真实可感的故事，把角色写“活”。(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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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周，国家一级编剧、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代表作品有：昆剧《春江花月夜》《梅兰芳·当年梅郎》《世说新语》、京剧《大舜》《梅兰芳·蓄须记》、越剧《乌衣巷》《凤凰台》、锡剧《一盅缘》《烛光在前》《泰伯》、扬剧《衣冠风流》《不破之城》等。作品三获“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六获田汉戏剧奖剧本奖及其他国家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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