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捧读当代“选学”研究的重要学者、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力之的《昭明文选论考》(独秀学术文库之一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版。后径称《论考》)，笔者谓此书堪称《文选》研究的扛鼎之作，有着重大的学术贡献，是该研究领域最新进展的优秀成果，且为并世研究该门学科树立了逻辑方法论的标杆。是书与其著者，诚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先唐文学研究与经典解读”项目首席研究员范子烨在《序》中所说：“在我们的时代有如此优秀的学术著作出现，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拥有力之这样的学者，更是我们时代的奢侈”;“力之先生固非一世之人，而此书亦非一世之书”。
如何更好地推进当代《文选》研究，使之跃上一个更高的平台，而不是在一个低层次上打转?力之教授是书对此给出了精彩的回答与诠释。笔者读之如饮醍醐，启发与感触良多，特别是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所取得的成就。这不禁使我想起汤炳正(景麟)先生的一句话，即“真正的科学结论，往往是看准穴道，一针见血，经络通畅，手到病除”。
《论考》所收25篇论文(36万字)，皆系著者近20年来发表在《文学评论》《中山大学学报》《古典文献研究》等刊物上的。全书析为三编：上编《关于成书及分类研究之方法问题》;中编《编者及编撰的其他相关问题论考》;下编《作品诸问题论考及其他》。
我向来以为逻辑思维(思想方式与洞察力)是学术研究的灵魂与命脉，亦可以说是利器。问题是，现在不少论著恰恰是不讲逻辑的，甚至是自说自话，从而致使其结论往往是人云亦云，甚至漏洞百出，完全经不起推敲。说严重点儿，这样的文字可谓祸枣灾梨。在笔者看来，力之先生是当今《文选》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非常重视方法论而以逻辑思辨能力见长的标志性学者——王立群先生在其出版于2003年的《现代〈文选〉学史》中曾说：“力之是一位介入《文选》研究较晚却极有特色的研究者……其文甚重思辨，对诸史的用语极为讲究。”如其在本书中提出并具体运用的“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考察”“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就原典本身察是非”等研究方法，将会给文史与文献研治者以思维上的启迪，从而推动与促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是书佳例甚夥，这里不一一列举，仅以其《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一文为例而略说之。著者认为，学界对《文选》成书“相关方面的研究存在着不少问题，乃出在研究方法上。而对学术研究而言，文献的支撑与研究方法均是至为重要的，然后者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今仅就‘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一者，以期对《文选》成书研究的推进有所助益，进而能对相关学科的相关研究有所启迪;二者，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者们对研究方法有更多的关注与进一步之重视”。
在第一个问题“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中，又分为“跳出《文选》以究其编纂工作量之大小”“用就整体考察部分之方法考察《文选》的成书状况如何”“用就整体考察部分之方法考察《文选》编者及其相关问题”;在第二个问题“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考察”中，又分为“以古还古以究《文选》的成书状况”“关于《文选》摘史辞以为所录作品之序的是非问题”“关于李善因某题名与‘集’异而谓其‘误’的问题”;在第三个问题“将相关问题置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考察”中，又分为“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考察《文选》编纂过程之‘两阶段’说”“对前贤时彦之说，先验其所据文献有无问题”;在第四个问题“从情理：逻辑的层面上考察”中，又分为“关于选文标准的问题”“关于《文选》的性质：从是私人编纂还是官书性质的角度看”。统而言之，从上面所举之例看，著者治学甚有独到之处，观此或不难体会到其何以能在《文选》研究上取得那么多历史性的突破与贡献。但是著者这些方法还远没有得到学者们应有的重视。我以为忽略这些方法的研究，其结果往往确“似是而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自当明之”。
我们知道，关于《文选》的编者，姚思廉的《梁书》与李延寿的《南史》均说是昭明太子，而略晚于姚氏、与李氏大致同时的唐人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序》及其后的宋人《中兴书目》则分别有“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说与“(萧统)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文选》之注。据此，著者从七个方面进行了精审的考证，其结论云：“唐代的‘选家’如李善、‘五臣’(包括吕延祚)等无一家同《古今诗人秀句序》与《中兴书目》说者，此其一;其二，唐‘景龙’(707—710)时人吴从政‘删宗懔《荆楚岁时记》’等书而来之《襄沔记》有‘襄阳有文选楼，金城内刺史院有高斋，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说等，然‘此斋’与萧统‘造《文选》’毫无瓜葛，其虽生于襄阳，却数月后便‘随母还京都(建康)’，故‘于此斋造《文选》’云云可谓是‘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的……其四，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一类出于众门客之手的书，史家或注家均有说明;其五，《梁书·刘孝绰传》说‘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而此‘集’易被误作《文选》;其六，《梁书·昭明太子传》之‘(太子)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说，其与太子集‘才学之士’编纂《文选》非为一事;其七，略加比观《文心雕龙》与《文选》，便可推知无论是工作量还是难度，前者均大于后者，即就《文选》编纂工作量言，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可完成，等等。总之，用就整体考察部分的方法对《文选》编者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其结论才会经得起推敲，坚实可信。”而这正如著者在《关于〈文选〉篇题和卷目的差异与其文献价值问题》一文的“结语”中所说：“将‘问题’置于‘网络’中考察”，而非“看到‘线上’的某一现象便匆匆下断语”。
“关于《文选》编纂工作量的大小如何，于史无证”，而“由于是书收录了自周至梁近千年的130余位作家之700余首诗文，且史载太子‘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故在不少研究者那里，首先想到的便是其非有个‘编纂班子’不可。于是，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诸如‘昭明十学士’说、‘选楼诸子’说，等等。”对此，著者采用跳出《文选》来考察《文选》之法，并借助部分小于整体之“公理”，将本无可比性的诗文选本《文选》与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作了切实的比较。他说，完成《文选》的“‘工程’还远不如完成《文心雕龙》中的论文体部分及《辨骚》与《才略》这22篇的大”，而“刘勰之完成《文心雕龙》只花四五年的‘业余’时间，非倾其数十年的心血”，故“就《文选》编纂的工作量及其实质性言，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完成是书并非什么难事”。又说：“仅就《文选》本身来考察其工作量大小，从研究方法的层面上说，无论如何均恐为思之未周所致。明乎此，便可知未考察《文选》的编撰工作量如何，就将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之某年东宫进多位学士一事与太子编纂《文选》挂起钩来，恐未免失当了。”著者的结论是，“《文选》乃正常完成之书，非仓促所就，而其编纂，则出于昭明太子一己之手”;“合‘显内证’与‘潜内证’观，《文选》之分类原本只能是‘三十九类’”，等等。这些结论，或言前贤之所未言，或届时彦之所未至。按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说法就是，“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
著者的“从出发处辨路向，就《文选》本身考察”“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而就原典本身察是非”说，我从日常生活到读书治学方面皆有深刻的体会。儿时第一次随家父上街，见公交车来了便激动地往上冲，家父忙拉住我说，你先看清楚这车是不是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再上好不?如坐错车，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自那以后我特别注意“辨路向”，所以在我的潜意识中和《论考》的观点与方法产生了强烈共鸣。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影响最深广的一部诗文总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论考》着力解决的是“选学”中之难题，而由于著者研究之得法与对相关文献理解之准确，因此能在一系列问题上得出精当的创造性结论。(汤序波贵州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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