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电影大师胡金铨诞辰九十周年。胡金铨是中文电影中能够在精神层面展开探索的少数导演之一，这一点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
《侠女》：武侠与“士”
一般而言，观众总是将胡金铨视为武侠片导演。特别是《龙门客栈》和《笑傲江湖》加强了这种印象。的确，他用新颖的电影语言重新定义了“武侠片”这个类别，比如让戛纳认识到儒家思想的《侠女》中，竹林里的那一场武打戏，几十年后又重新被李安在《卧虎藏龙》里借鉴。诚然，大多数人会同意他是一个文人导演，千古文人侠客梦——同时代有文人特点的武侠导演也不罕见。但是我们仔细思考后恐怕得承认，有些名噪一时的影片明显有较大的时代局限性，中国思想文化在他们的电影中更多是一种点缀，传达的却只是当时的一些流行口号。而胡金铨则不同。他并不急于赶时髦，而是试图赋予这些侠客一种精神的维度——他们总是怀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这个角色经常由石隽出演)。通常这些故事都是表达乱世、末世中(尤其是明朝，他显然在明朝历史方面颇下过一番功夫)，乡土、乡绅知识分子对于自救、救世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并不是天真的冲动，而是显然经过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武侠的死不是无目的性的或虚无的，而是带有“士”的色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金铨电影没有后来出现的某些电影的胡乱堆砌、拼贴中国文化符号的毛病。他是通过人物的言行，而不是靠华丽的包装呈现出来的。你会觉得琴棋书画诗酒花就是他们的生活，因为这是在举手投足之间自然发生的事情。但是，胡金铨在之后的影片中没有在儒家思想这个层面进行更深一步的开掘，而是转向了一个更有难度的层面，即佛家。
《山中传奇》：觉醒与放下
《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两部影片都拍摄于1970年代后期，在1979年上映，编剧同为钟玲，即胡金铨导演的夫人。这两部影片外景地都是在韩国的一个海岛，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那些群众演员，比如和尚、女居士，都是当地的群演。不难理解导演将这里作为外景地的原因：未经雕琢的自然风景;历史遗留的、没有重新装修的汉传佛教的寺院;以及拍摄成本的考虑。这两部影片不仅在胡金铨个人的电影中，在中国电影史上也都有着独特的地位。
这两部电影分别围绕两部佛经做文章。这是非常重要的，堪称“题眼”。《山中传奇》的“题眼”是《大手印》，《空山灵雨》的“题眼”是《大乘起信论》。这意味着胡金铨跟常见的武侠作者有质的区别：武侠故事中经常有“秘笈”，但不得不说，这些所谓的秘笈，无论出自哪一位您死忠的武侠名家，都只能是走向彻底的玄虚，这些对幸福的许诺和指示永远是飘浮的。而佛经完全不一样，很多人经此走向证悟。这就意味着胡全铨要通过视听语言，传达跟这部佛经有关的——即便不是深层次通达，也不能偏离太远的——主旨。
《大手印》在佛教里有多种体系的传承。大手印和禅宗类似，都是“直指人心”的法门，直接告诉我们，何为“真心”，什么叫我们的“本性真如”。一部故事片很难抵达这样的见解，不过，《山中传奇》也算完成了部分任务。
《山中传奇》改编自宋朝小说《西山一窟鬼》，讲的是一个书生应邀去山中某寺院抄写《大手印》，途中见一番僧，又遇到一位佳人。中途他在凉亭歇脚小憩，转眼来到寺院，在寺院中他见到一家人，并成为他们的女婿。谁知番僧赶到，告诉他这个美人是个厉鬼，前生为歌妓，因遭虐杀，由极大的嗔恨心而转生为厉鬼，修炼邪门法术害人，那些“家人”都是为她所役使的受害者。在番僧的协助下，厉鬼被降服，他又继续赶路——这时他在凉亭里醒来，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梦，梦中惊心动魄的那些传奇，厉鬼、番僧、冤魂，包括梦境中的那个“我”实际上都不存在，这一切只不过来自他自己的起心动念：来时路上所遇两人，使他心里一动，就经历了这样一番血雨腥风的“山中传奇”。而梦中的厉鬼也只因一念嗔恨，强烈的我执，致使自己最后灰飞烟灭。这个故事很像我们熟悉的“黄粱一梦”，胡金铨的改造点就是利用“大手印”赋予了这个故事“离戏二边”的意义，黄粱梦是虚无的指向，而佛法是觉醒。书生醒来了，不是像儒生那样慨叹人生如梦的虚无，而是轻轻放下，潇洒上路，这就有点意思了。虽然这个故事并没有深入到如何“离戏”的层面，但它无疑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此外，这部电影亦堪称中国电影美学的典范之作。张艾嘉和徐枫看起来与其说有鬼气，倒不如说是有仙气——灵得很，尤其是少女时期的张艾嘉。
《空山灵雨》：悲心与智慧
《空山灵雨》显示出比《山中传奇》更为完整的对佛法的理解与阐释。这个故事以两方面恶势力争夺一卷唐玄奘手书的《大乘起信论》为情节推动力。《大乘起信论》在汉传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简单说，它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他们虽然烦恼粗重，哪怕犯下重罪，依然可以成佛。
《空山灵雨》的故事说的是名刹三宝寺的住持智严即将趋入涅槃，需要在三个弟子中选出自己的继任。三弟子很年轻，随侍他左右，寺院其实掌握在大弟子和二弟子手里。因为寺院镇院之宝是一卷唐玄奘手抄《大乘起信论》，它引发了当地的镇守王将军和大财主文安的觊觎。他们以扶植继任为诱饵分别与两个弟子媾和，并分别携带江湖高手来到寺院，前者是凶残的捕快张呈，后者是女飞贼白狐。他们为争夺这件宝物进行了数轮较量。某日，一名叫做邱明的囚犯前来剃度——他是一个气度不凡的人，因遭张呈陷害而身陷囹圄。几乎和他同时到来的还有一位叫做物外的居士，虽是居士，他却吃荤食，且有一群美貌女弟子前呼后拥，还在带领和尚修禅定的时候让这些女子洗澡。老方丈请物外来参谋继承者事宜。出人意料的是，最后住持选定的继任者是邱明，他随即趋入涅槃。但王将军和文安对《大乘起信论》贼心不死，最后在争夺经函的过程中双方都有人死伤，文安在抢到了经函后，邱明告诉他里面是空的。文安羞愤之下跳海，邱明带白狐剃度出家，并烧毁了这卷引起祸端的宝物。
这个故事又有何禅机呢?
首先，众生皆有佛性，这意味着即便是这些所谓的仇人、盗贼，他们也是有佛性的。只是他们的佛性被烦恼所迷乱。而迷乱来自业力的牵引，以及闻思修的匮乏。对此产生定解，有利于对众生都发起悲心——他们是非常可怜的。邱明在来到三宝寺之前已经对此有定解，并且他此前已经有很深的修行，包括牢狱之灾，也是清净业障。业障不清净，真正的智慧无法现前。邱明在面见住持时，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见五祖那样，他内在的修为是可以辨认出来的，住持和物外居士已经知道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只是要稍加考察而已。这个考察就是看他怎么处理这些烦恼粗重的众生，以及怎么应对寺庙日益不如法的僧人。这是智慧的考察，只有智慧和慈悲俱足，才有资格继承衣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他如此隐忍——包括面对害死哥哥的仇人都没有报仇，反而止息了自己的嗔恨，这种隐忍只是出于悲心，真正的悲心就是来自智慧。邱明的行动是“勇猛精进”，善于观察。剃度白狐，就是觉察到这个女飞贼有着慈悲的种子。
其次，众生迷乱，是因为他们容易落入二元分别的罗网。物外居士的行动是对二元分别念的遮破。他的原型是《维摩诘经》里的维摩诘居士。他早已远离了对酒色财气的执着，这些反而都是他调化众生的“方便”。因此，我们不必将电影里的某些桥段理解为导演想要“批判”“讽刺”什么。我们经常由于二元分别陷入烦恼，成为自己情绪的奴隶，我们自己就是可怜的众生，我们看不到这些烦恼其实是没什么可以去除的，本来我们就是“染净同一”的。
《大乘起信论》在1900年由禅宗大师铃木大拙译为英文推向西方，作为中国禅宗的理论基石之一，百余年来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兴趣。胡金铨大师的这部电影，也可以成为帮助我们理解禅宗思想的“方便”。(黑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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