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前燕慕容皝定都龙城开始，到辽代设立兴中府，在将近千年的时间里，朝阳这座古城一直是东北的交通枢纽和文化交流中心。隋唐时期，甚至建起几十座卫城来拱卫这一边关重镇。有研究者指出，朝阳在历史上这一重要地位，是汉武帝奠定的。
汉朝“断匈奴左臂”开始经营辽西
从汉代到“三燕”，再到隋唐、辽代，朝阳在古代一直是辽西地区多民族文化共存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也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枢纽。
1979年，朝阳县袁台子村发现汉代柳城遗址。除了城址外，考古工作者还在附近发现了百余座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朝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原主任孙国平告诉记者：“城址东南是柳城的墓葬区，从春秋至隋唐，历代古墓皆有出土。”孙国平解释说，“柳城为西汉辽西郡属县，东汉时被乌桓所据，北魏时废弃。‘三燕’时期，在今天的朝阳市北塔位置修建龙城，隋唐时期改龙城为柳城，但这个柳城和汉代的柳城不是一回事，地理位置也不同。”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罗新认为，在汉代，柳城背靠长城，成为中原王朝东北边疆的中心城市，是汉朝开疆拓土的结果，为其在隋唐时期发展成为文化交融中心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时期，经过几代帝王的经营，汉朝开始在和匈奴的战争中占据优势。在西北，汉朝“断匈奴右臂”，夺回河西走廊，设置河西四郡，开辟了“丝绸之路”。在东北部边疆的辽东地区，汉朝“断匈奴左臂”，收复辽西，设置柳城，对投附于匈奴的乌桓和鲜卑各部感化招抚，使他们与匈奴关系疏远。到了东汉中期，北匈奴被鲜卑灭亡，以柳城为枢纽的“草原丝绸之路”也开始逐渐兴盛。
随着乌桓、鲜卑与汉朝的关系逐渐融洽，越来越多的乌桓人和鲜卑人进入长城地区生活。他们对中原的政治和文化很熟悉，历经了汉朝的覆灭和魏晋的混乱，慢慢发展起来，在十六国时期称雄北方——慕容鲜卑建立政权，在今天的朝阳市中心创建龙城，定都称王。至此，龙城以国都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隋唐时期在辽西设立营州，治所在柳城。契丹、奚、靺鞨、室韦等部族以及少量的高句丽、突厥、粟特人因营州的繁华聚居于此，这些部族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仰慕华风，竞相学习汉文化。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契丹人李光弼。他是契丹首领李楷洛之子，祖籍柳城，喜读《汉书》。其父死守孝，“终丧不入妻室”，遵从的就是儒家的孝道。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李光弼起到重要作用。唐朝末年，在营州还有一个契丹人，他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弟弟迭剌。他精通汉语和汉字，以汉字楷书偏旁为基础创制了契丹文字。
隋唐时期，柳城周边设州置县
公元342年，前燕修建龙城，核心区域在今天的朝阳北塔。前燕、后燕、北燕(史称“三燕”)皆定都于此。考古发现，从“三燕”到辽代，古城的核心位置一直没有变化。
朝阳市博物馆研究员周亚利告诉记者，自前燕兴建龙城以来，这座古城屡经战火洗劫，又多次重建。隋唐时期，柳城作为营州治所、东北边关重镇，城市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筑，整整历时3年。“安史之乱”以后，奚人占据了柳城，城市逐渐荒废。
到了辽代初年，耶律阿保机在此设立霸州，又经过百余年，这里才逐渐繁荣起来，命名为兴中府。
周亚利说：“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朝阳古城主要分为外城和内城。内外城的城墙、城门、道路等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功能分区稳定而清晰。”
在朝阳市老城的西北角，考古发掘出数段南北向的夯土城墙。学者认为，这是朝阳古城西墙的部分城墙遗址，今胜利桥一带是古城南门。由城墙和城门位置可以看出古城有两条中轴线，南北向中轴线即今北大街，东西向中轴线为今营州路。考古还发现，“三燕”至隋唐时期，居于古城北部的内城一直被历代使用，直至辽代，废弃内城，打通外城墙的北门和南门，形成了一条贯穿全城的中轴线，元代时废弃。
值得一提的是，隋唐时期，柳城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在柳城周围还修建了众多大小不一的城。隋朝和唐朝前期，各族部落纷纷自发性迁入营州地区，隋唐政府采取鼓励态度，为之设州置县，以其首领为太守、刺史。这些城有的人口较少，仅有一二百户，规模也较小，还有一些是军城，为保卫柳城而建。
有据可查的有玄州(约在今朝阳东北)、泸河县(今锦州境内)、怀远县(在今北镇市南部)，燕郡(今义县七里河附近)、辽东郡(今新民境内)、襄平郡(今朝阳东北青山附近)、黎州(今凌源市西十八里堡)、昌州(在今朝阳北)、师州(在今朝阳东北)、鲜州(在今朝阳西北)、崇州(今朝阳市西南木头城子镇)。
营州境内的军城，称为“守捉”。如，怀远守捉(今北镇市南部)、燕郡守捉(在今义县七里河)、汝罗守捉(今锦州义县境内)、巫闾守捉(今北镇医巫闾山山侧)、襄平守捉(今义县东北青山附近)等。
周亚利介绍，隋唐时期，营州地区汉人主要集中分布在柳城，总体来看，汉人总人口数量并不是很多，大部分地区是各部族杂居。
多民族融合促进手工业发展
多个部族杂居、聚居促进了文化融合，营州地区发展出了多种多样、极具民族特色的手工业。如传自中原地区的陶瓷制造以及独具民族特色的皮革制造业、金饰品制作手工业等。
1980年，在位于朝阳市内的辽宁省微生物研究所院里发现了唐代的陶器窑以及砖、瓦窑。孙国平认为，这说明营州存在着制陶业。
朝阳地区出土的隋唐时期陶器数量极为丰富，种类齐全，主要有罐、壶、瓶、碗等生活用品，还有建筑用瓦当、陶砚以及大量用于随葬的形态各异的陶俑等。如朝阳衬布总厂唐墓出土有陶罐、陶盘、陶灯碗。八里堡唐墓出土有莲纹瓦当、陶碗。蔡须达墓出土有陶罐、陶灶、陶砚、彩绘陶俑等，另外，韩贞墓出土有彩绘陶盖罐，蔡泽墓出土有陶盆，黄河路唐墓出土有陶俑、十二生肖俑、骑马俑、陶禽畜及各种陶模型等。
唐墓中大量出土陶器、瓷器也说明唐代营州地区可能有专门制作丧葬品的作坊。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营州地区的陶器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同类器物工艺水平相当。
除了源自中原地区的陶瓷制造工艺，营州地区丝织业、毛织业、麻织业和皮革制造业在唐代有较大的发展，并走向成熟。
据介绍，隋唐时期，生活在营州一带的部族主要为契丹、奚及室韦等，这些部族擅长养殖猪、牛、羊、马等畜类。历史文献中，在记述游牧民族风俗居处时，也反映出其毛织业和皮革业的情况。如称其“居毡庐”，以及“猪皮为席”“冠以狐貉，衣以鱼皮”，或“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或以皮为舟”“所居或皮蒙室”等。
这些有关毡庐、皮服、皮室、皮舟的记载，说明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的纺织业是以毛纺为主，皮革业较发达。当时他们已经掌握了以毛制毡技术，能够纺出很结实的麻绳、毛绳，冬天时穿皮衣、戴皮帽、着皮靴。毛皮业生产是营州独具特点的重要产业。皮革类制品一直是极受中原人欢迎的紧俏商品，营州居民用皮衣、皮帽换来大量产自中原地区的商品。辽代时，辽西地区丝织业发展迅猛，辽设立锦州(今锦州市)就是因当地纺织业的高度发达而得名。
另外，金饰品的制作工艺独具特色。黄金饰品制作技术从西亚、中亚沿草原丝路东传，被慕容鲜卑吸收，制作成独特的“金步摇”及其他饰品，再由营州传入中原和东亚地区。
手记：
营州是马匹主要贸易区
契丹和奚人是生活在辽西一带的游牧民族，他们主要马、羊和骆驼等。尤以马匹数量最多，因而经常以马匹和中原贸易。
在古代，马匹是重要的军事物资，尤其是辽西一带出产的马匹质量上乘，更得军士喜爱。因而为了顺利地进行马匹贸易，唐朝设立了两处交易地点。一处是营州柳城，另一处是幽州密云(今北京市密云区)。
据史料记载，契丹和奚人的贡品中最重要的就是名马。同时，契丹和奚人饲养的其他牲畜数量也十分可观。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奚人叛唐，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出兵讨伐，一次即获得马、牛、羊等七万头，由此可见一斑。
从朝阳出土的唐代文物也能看出，营州的畜牧业以养马业最为兴盛。朝阳很多唐墓中都随葬有马骨架和陶马俑、泥马俑。如中山营子唐墓、南大沟唐墓、纤维厂八号墓等，都随葬有完整的马骨架、陶马、骑马俑等文物。
出土的文物中，许多陶马的造型健壮优美，是“既杂胡种，马乃益壮”的唐代良马形象的具体体现。
遇到灾害，一旦畜牧业减产，契丹、奚人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史料载，唐朝末年，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便趁灾年“穷师逾摘星山讨之，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人无奈，只好“献良马求牧地，仁恭许之”。这段史料记载的是，刘仁恭在契丹人遇到天灾时出兵征讨，契丹人只能献出良马，换来唐军的退军和牧场。(王岩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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