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美的追捧近年来持续升温，要知其所以然，唯有将其所积淀的美学基因加以研究和重组，才能重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北京冬奥会落下帷幕，令世人惊艳的开幕式仍历历在目。外人看了热闹，国人自己不难看出门道：无论是开篇倒计时的节气宣传片里有八个引用了应景而赋的唐诗，还是奥运五环呈现环节借用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意趣和气势，无不浸盈着来自唐朝美学的光芒和浪漫。
虽远隔千年，但分明近在咫尺，创作者说得牙清口白，欣赏者听得默契会心，凡此种种都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矗立于唐朝这座高峰之上，怀揣这种对自身文化缘何而来、向何而去的自知和自省，我们发出迫切的追问：“唐人如何看到自己与他者、本土与异域?一个唐人身处何种世界观念和时代精神中?形成他们开放包容心态的源头又何在?”(《唐朝的想象力：盛唐气象的7个侧面》，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为什么唐朝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也唯有对其所积淀的美学基因加以研究和重组，才能去重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煌光驰流：大唐气象的美学本质
自白石道人在《诗说》中言明“气象欲其浑厚”，“气象”就在中国古典美学众范畴中把据高位。气象将主体的生命气韵和风貌，借助具有一定审美意义的形象展现出来，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审美范畴。受其启发，宋代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综述诗歌发展演变及创作风格时，衍生出“盛唐气象”一说。“盛唐诸公之诗……既笔力雄壮,又气象雄浑”，只谈及“浑厚”“雄壮”一面，对田园诗派清新、秀丽之风并未提及，将乱世之音更是排除在外，故失之偏颇。沿严羽之论，后人对“盛唐气象”一说多有争持，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至今，形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4年，舒芜最早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当年林庚发表《诗人李白》一文，1958年又发表《盛唐气象》加以专章论述，指出盛唐气象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其本质是“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一度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同，“盛唐气象”成为描述唐代诗歌最重要的理论范畴之一。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学术视野的拓宽，让学界对“盛唐气象”的认知上升到艺术风格和美学风貌层面，学者们将其视作盛唐各种艺术共同的美学风格。裴斐等学者质疑林庚的观点，认为文学史上的“盛唐”与历史上的“盛世”不能相提并论，而且，两者之间也并无必然的联系，如果对李白之诗“见豪不见悲”，便是一叶障目。“盛唐气象”有更为丰厚、复杂的内蕴，其中“有高亢、自信、雄壮、飘逸，也有低抑、苍凉、孤独与悲怆”。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袁行霈、张福庆为代表的学者将“盛唐气象”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拓展，形成了一个复合概念——众多风格糅合着意象、意境、性情，满园芬芳般地集中和统一于时代风貌中，甚至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高尚的社会责任感等。
承前人之说，陈望衡、范明华等合著的《大唐气象：唐代审美意识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将“盛唐气象”的研究推展到一个更新的高度、更大的空间，从唐诗说起，但不就诗言诗，而是构筑了大唐文化与其朝代建制、社会语境等一切物质和非物质基础相匹配、相适应的整体“景观”。因此，书中的气象，是滥觞于诗歌而散延于其他领域的血肉、气韵、格力、体面、情致和意境等总体性的审美风貌，更是一个时代整体的精神面貌，书中所及的音乐、书法、舞蹈、服饰等，均折射出唐代美学恢弘宽远的意蕴和风骨。
对陈望衡教授等凝结于70多万字、700多页的思想加以提挈，不难心生浮想：再灿烂的文明成果皆由人创造。除去物质文明之外，大唐气象的本质，恰好在于那个时代非物质的精神面貌，在于时人对美的理解、追求和创造。唐人讲究“转益多师”，既勇于打破六朝以来绮靡文风和审美趣味的囿束，又善于虚心学习并汲取其中的思想营养，所以才能做到思想自由活跃、言论通达宏放;面对丑恶，他们高擎批判和反抗火炬，勇敢斗争，并向弱者投去关爱，代其发声。因此，大唐气象自然具有了炯炯人格，所谓“林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也正是这丰沛的生命力，构成了如此煌光驰流的时代。
以美化人：须将气象升华为气派
在中华文明上下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如王朝)里，政治经济、社会风尚、民众审美等因素共同作用，会形成具有一定共性的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潮流和美学趋向。大唐气象，便是其中的典型。
大唐气象是一个复杂多维、流派缤纷、风格多样的综合体。唐人给我们垂示如何“兼容并蓄”，展现了海纳百川的包容气概。陈望衡对此进行了综述：大唐审美观念的建立，既上承隋制，又不因循守旧。有唐一代秉持的开放和自信、自省精神带来审美观念的大解放，带来文艺的繁荣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具体来说，寓教于美的唐诗哺育和培植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观念和趣味，并与同期的绘画、舞蹈等其他门类缔结了同音共律、遥相应和般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形成的“情理兼得、力韵互含、刚柔相济、象意合一”的审美理想，皆以唐代为重大转折点：第一，儒道释三教、汉族与外域民族在这一时期的多元融合、纳新创造，丰富并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第二，生活的艺术化、审美化以及审美的世俗化得到空前发展，“女题诗”“伤世诗”对女性、边缘民众的观照，城市和建筑设计等对“人”的凸显和尊重，体现了整个唐代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包容和成熟。第三，大唐富强进取的气概与大国风范通过大唐艺术的大气、绚丽、灵动的基本审美品格得以充分体现。
有珠玉在前，大唐审美意识是当代中国文艺事业的“源流形态”，更为后者的发展提供了标杆。广义地来看，我们所处的文艺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代，与盛唐时期有广义上的可比性，鉴往以观来，可从中收获有益的启示。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来看，我们须将“气象”升华为“气派”，更具体来说，是要在新的时代，创造气魄广博、兼容并色、领先于时代的先进文化。以唐为鉴，中国气派是对深厚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自主自强、独立创新的表征，是对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张扬。
美美与共：新征程上的中华美学
文化自知只是文化自觉的发端，在此基础上的文化自省、文化创新才是更高级的层面。唐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固然值得众所瞻望，但我们恰恰要学习唐代善于、乐于革新的精神，结合当下新的时代条件加以传承，上升到中华美学精神的层面加以光大。
在我看来，中华美学首先是“宏观美学”。中华民族的文化每每到了重大历史关头，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因此，在反思以唐代美学为代表的中华美学历史经验时，非常有必要将其放在世界文化的总语境下审视和研判，以求在全球性、共时性的坐标里精确寻找中华文明的定位。其次，中华美学是“人民美学”和“生活美学”，讲究以文化人。我们可以与唐人共鸣、共情、共在，但“霓裳羽衣之美”最终要覆盖生活和人本身，追求“美地活”。任何一种文明，若不能被复制、传承或弘扬，那它就只是历史博物馆里失去生命力的旧标本。《去唐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常华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作喻，形容大唐气象“总是在导引着人们走上不断求索的道路”。今日中国，是推崇个体活得更有尊严的现代化国家，中华美学更要呈现对生命、生活、人的终极投射和关切，不仅注重审美的教化功能，更应加强对人性的关怀和浸化，从而解决人与社会的对峙、人与人的疏离、人的自我迷失困顿等当代难题。
说回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汇聚参赛国国名、融合中国结和希腊橄榄叶两大元素的“雪花”符号，完美释读“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国审美观。通观2008年和2022年的两场奥运会开幕式，恰好涵盖了大唐气象中“高放”和“和谦”的对应两面。14年时间的流变，足以见证现代中国人审美和情趣的进阶——排场和火炬肉眼可见地小了，但格局和气派却大了不少。正如张艺谋导演接受采访时所说，本次开幕式创作注重简约美学的“人民性”，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传统美学的创新和升华。
总之，大唐气象是对特定时代精神风貌的总概括，但也具有脉脉传演的延续性，因此我们不能追求唐代“孤峰突起”的独美，要借此山之高，锻造万千气象，踔厉奋发，继续以开放、从容之姿，以新征程上的向美而行，形成对全人类的滋养和关怀，这也是值得陈望衡及诸多学人后续加强究析的命题。(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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