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岭南考古界的新发现不断。英德岩山寨遗址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填补了岭南文明起源阶段的聚落考古空白，该发现被写入今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广州黄埔陂头岭遗址和广州增城金兰寺遗址也在最近入围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初评。
这些岭南史前考古的新发现，更加生动地勾勒出岭南先民们别具一格的生活场景，也不断佐证史前岭南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部分。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岭南地区正式进入有史可考的时期。在之前的漫长岁月，岭南地区的先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用什么样的器皿?他们与岭北地区乃至中原文明是否产生过交集?这些问题一直是考古界研究的重点。
近日，记者采访了多位广东省的考古专家，他们以近年来岭南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描绘出从8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先秦时期岭南人民的吃穿用度变化与文明发展脉络。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
人与百兽争斗 食物靠原始狩猎和采集
2012年底到2013年初，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田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刘锁强在罗定市至郁南县的南江流域进行区域考古调查，先后发现6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4年5月到8月，刘锁强带领六七名队员对郁南磨刀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近400件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
这些出土石器主要有砍砸器、手镐、手斧和刮削器等，其中以砍砸器数量为多。这些石器较为简单粗糙、刀刃普遍不规整，仅少量手斧有两面加工技术。而从其原生出土层位来看，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80万年～60万年，这是广东目前发现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
刘锁强从获取的考古资料判断，这批广东最早的先民主要活动范围应该在古南江两岸20平方公里内，以原始狩猎和采集的方式获得食物，相对简单的石器制造工艺和权宜性较强的石器功能显示，当时古人类的生活完全依赖于自然资源，简而言之就是“靠天吃饭”。
相较磨刀山遗址，旧石器时代中期，约13万年前的曲江马坝人遗址则发现了更多动物化石，包括肉食性动物鬣狗、熊、熊猫、老虎、犬、獾;奇蹄类的貘、犀牛;长鼻类的剑齿象、纳玛象，啮齿类的豪猪、鼠、兔等。其中出土化石数量最多的为鹿、牛、野猪等偶蹄类动物。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岩告诉记者，该遗址并未发现猎杀动物的工具，动物化石也没发现有烧烤的痕迹;刘锁强也认为，以当时古人类制作工具的水平看，要想捕获大型肉食类动物非常困难，但原始的采集和狩猎一定存在，“由于对火的利用程度较低，人们即使捕获了食物，生吃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旧石器时代晚期：
鹿成为主要狩猎对象 原始陶器和磨制骨角器出现
当时间来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交替期，岭南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距今约25000年~10000年的英德青塘遗址就属于这一时期。
刘锁强在2016年至2018年主持了对青塘遗址的主动性考古发掘。他介绍，该遗址中发现最多的动物化石是鹿，占比在80%以上，要比马坝高出很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定不是偶然，而是人为主动选择，人们猎杀鹿作为主要食物来源。同时能肯定的是这个时期的古人类已可以熟练使用、控制火，已经吃熟食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动物骨头都有烧过的痕迹，有的甚至烧得很透;除了各种鹿，我们还发现鱼、龟鳖、螺蚌和鸟类等动物的化石，证明当时人们的食谱已经包括了飞禽和水生动物;到15000年至10000年前，随着气候转暖，地层中发现了密密麻麻的螺蛳壳，表明这个时期水生食物资源被强化利用，这也证明广东人吃螺蛳的历史已经超过1万年。”此外还发现了碳化的植物果实和淀粉粒，表明采集植物也是当时重要的生计方式。
除烧烤之外，人们的烹饪手法也开始增多。刘锁强表示，青塘遗址发现了距今17000年左右的早期陶器，“陶器的出现首先表明人类已经能熟练使用火来烧制工具，同时也与吃有关，人们除了把食物直接放到火上烤，也可以用水煮了。尽管当时的陶器胎质很疏松，但也证明了当时人类制作工具的能力和生活水平较更早时期提高，其年代也确认了广东、广西、江西、湖南交界的‘环南岭地带’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大范围使用陶器的地区。”
青塘遗址的另一大发现是数量较多、类型丰富的磨制骨角器，其中包括一枚作为随葬品的骨针，骨针在一位距今约13500年的青塘少女骸骨旁找到，据推测是其生前的心爱之物。“这枚骨针打磨得非常好，骨针、骨锥这类工具的发现，应该与当时人们缝纫兽皮制作衣物有关。”刘锁强表示。
新石器时代早期：
贝壳“堆积成山” 原始“砂锅”出现
距今约10000年，人类正式进入新石器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与日俱增。刘锁强介绍，这一时期，青塘遗址就出现过的食用贝类的传统被岭南人发扬光大。
距今10000年至7000年左右，南宁邕江两岸开始出现贝丘遗址，所谓贝丘，就是人们吃完生蚝等贝类后，将吃剩的壳堆在一起，慢慢形成一个个小山包。这表明各种咸淡水贝类在当时岭南人的食谱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相较广西，广东的贝丘遗址出现年代比较晚。在广东，距今10000年至7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发现仍处空白。李岩告诉记者，广东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遗存为距今7000年~6000年的咸头岭文化遗存，其范围西至肇庆东至海丰。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岩就曾在肇庆西江附近对当地咸头岭文化时期的贝丘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他发现，当时人们食用的贝类中80%为淡水贝类、20%为海水贝类。
李岩表示，六七千年来，珠江口一直在不断发生变化，珠江三角洲平原形成的年代比较晚，发现咸水贝类，表明当时肇庆地区还处在珠江口的咸淡水交汇位置，而贝类一般会栖息在河底、湖底或水边岩石缝隙，不太会游动，人类采集较为容易。
咸头岭时期的制陶水平相较青塘遗址有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更多的夹砂陶釜，跟现在人们用的砂锅差不多，陶壁比较厚，中间含沙子，非常耐烧。李岩推断，人们当时采集来的贝类及其他鱼类通常会用热水来烫或煮;不仅“砂锅”出现了，咸头岭还出现了不少彩陶盘。李岩表示，考古界通常认为这些彩陶盘并非当时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皿，而是用来盛一些食物进行祭祀活动。“咸头岭时期的陶器已经分出两种，一种是为了烹饪，另外一种跟人们精神领域的活动有联系。”
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
鲈鱼、海鲶入食谱 原始干栏式房屋出现
李岩介绍，在咸头岭文化之后，岭南地区出现了距今6000年~5300年左右的古耶贝丘遗址。
近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崔勇正在和李岩一起编纂古耶贝丘遗址的发掘报告，该遗址位于佛山高明区西江边，对岸就是西樵山。李岩说，该遗址除了出土大量贝壳之外，动物化石中还有少量狗、猪等哺乳动物;爬行类的则有淡水龟、甲鱼;啮齿类的是兔子、老鼠等，最大型的动物有亚洲象。植物方面发现了橄榄，表明约6000年前岭南人就开始采集和食用橄榄了。
李岩介绍，古耶贝丘遗址中两种鱼类骨骸发现得非常多。一种是现代人常吃的鲈鱼，还有一种是海鲶。野生鲈鱼通常在海里生活，但每年春秋会有两次洄游到河口，春季是为了产卵，秋季则是为了育肥，海鲶也有类似的习性。
“能出现大量鲈鱼和海鲶的骨骸，就证明古耶人掌握了很多鱼类的洄游习性。他们不再靠天吃饭，已经吃出了科学、吃出了经验。”李岩说。
在古耶遗址，另一项重要发现是干栏式建筑。李岩介绍，这种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而在古耶，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柱洞，这些柱洞与干栏式建筑有很大关系。干栏式建筑就是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房屋，用以适应地面潮湿多雨的环境。
此外李岩介绍，陶器方面，古耶与咸头岭没有太大区别，陶器主要用来炊煮，但陶罐的种类有所增加，出现了贮藏用的陶器。
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
墓葬区体现阶层分化 与岭北地区产生文化交流
古耶遗址之后的下一个千年，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多了起来，英德岩山寨遗址、韶关曲江石峡遗址等均属这一时期。考古专家表示，这一时期的遗存表明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开始传入岭南，岭南地区和岭北地区的文化交流逐渐加强，玉器、水稻、小米等也出现了。
刘锁强告诉记者，英德岩山寨遗址最早发现于2017年，从2019年直到现在，他带领团队对岩山寨进行了3年考古发掘。从初步成果来看，该遗址面积比较大，超过8万平方米，实际面积大概10万平方米左右，历史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东周时期，大约距今5500年至2500年左右，“这3000年时间里，岩山寨一直有人居住。从遗址规模来讲，是同时期岭南地区遗址中最大的，此前比较大的是石峡遗址，面积仅3万平方米，因此我们推断，这应该是一个中心聚落遗址。”
刘锁强介绍：“3年来，我们主要发掘岩山寨遗址里的墓葬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高等级墓葬，也有平民墓，这表明当时已经出现明显的贫富悬殊和社会阶层分化。从墓葬出土的陶器来讲，当时陶器生产已比较发达，器物的种类也非常丰富，主要有鼎、豆、盘、壶、釜和罐等，有用来炊煮的、做餐具的、用作饮水的，还有用于储物的，比较大的陶器直径有四五十厘米;在岩山寨的高等级墓葬中还出土了玉礼器，玉器的形制、工艺和良渚文化所用的玉器非常相似。此外，考古人员还通过浮选法在遗址中发现了碳化的水稻。”
李岩告诉记者，在距今约5000年的石峡遗址中同样发现了水稻，“以前我们认为水稻应该是和玉器一样，从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传入岭南的。但最近我们发现，我们不仅找到水稻，同时还发现了小米，这更像是从长江中游地区传入岭南的。”
刘锁强认为，农业发展对古代社会进步至关重要，只有农业发达才能支撑起大规模的人口，衍生出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
5000年前刚好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岭南也在这一时期参与到中华文明起源的宏大历史进程中，与岭北地区产生文化互动，“如果单凭史书记载，我们恐怕以为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岭南才和岭北地区产生关系。其实早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甚至更早时期，我们就有了文化交流，岩山寨发现的水稻和玉器都是很好的证据。”刘锁强表示，未来几年，他们将针对岩山寨遗址的居住区等其他区域进行大量考古工作，期待有更多的考古发现。
李岩介绍，在同时期的石峡遗址中，考古学者发现了房址遗存，“从房屋来看，当时面积已经比较大了，而且房屋建设有了规划，房屋都围绕着中间的墓地形成一个‘凹’字形。”
这一时期，陶纺轮也出现在多个遗址中。“学者普遍认为丝绸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当时纺轮所织的纤维还是苎麻一类的野生麻类，纺织的出现就和以前人们用兽皮或其他东西做的衣服不同，它可以剪裁、装饰，可以标志主人的身份。”李岩说。
距今4000年至3000年前：
学会养猪和制盐 受中原文化影响
经历了南北文明的交流开启，距今4000年至3000年前，岭南人的吃穿用度又再上了一个大台阶。
李岩介绍，距今约3800年的东莞村头遗址是广东同期遗存中发掘面积最大，遗存最为丰富，出土遗物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贝丘遗址，他曾对该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该遗址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动物遗骸标本有6143件，其中可以鉴定的动物有：水鹿、斑鹿、犀牛、老虎、猪、狗、野猫、豪猪、大象、龟、鳖等，陆生动物骨骼中出土最多的是猪的下颌骨，一共有400多件。
2006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考古学家对这些猪的骨骼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90%的猪死时都是2岁左右，只有个别母猪能活到5岁。”李岩告诉记者，“这一结论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猪的青春期到2岁左右就结束了，之后几乎不长肉。古代人狩猎所得的野生动物要么年龄特别小、要么特别老，在村头遗址出土的猪显然不符合这个规律。这证明当时人们开始饲养家猪，且饲养水平很高。”
村头遗址还出土了石戈、石矛、石簇等兵器，骨璋、石璋、牙璋等礼器，其中出土的18件牙璋数量为岭南之最，李岩告诉记者，牙璋是中原地区夏、商时代的礼器，主要用于祭祀，而村头遗址出土的牙璋，说明当时岭南人已经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不仅是长江流域。
这一时期有关人类饮食习惯的另一大发现在珠海东澳湾遗址，李岩介绍，在东澳湾，当时的岭南人已经学会了制盐，“我们当时做考古发掘时就发现一些像灶一样的东西，但又不是灶，而是呈葫芦形，有三四个灶眼，旁边堆了很多陶釜的碎片。其形制和良渚文化晚期在宁波发现的制盐工具非常像，而广东的发现也得到了国内盐业考古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李水诚的高度认可。”李岩告诉记者，出现盐之后，不仅烹饪的菜品更有味道，人的身体也会更健康，“我们分析当时的制盐方法，就是把海水引到某个地方，先让太阳晒一下，让海水浓缩，再把这些水放到容器里面，用柴火在底下加热，将水蒸发掉，留在锅底的就是盐。”
此外，这一时期岭南人的生活还有很多新进步，比如聚落已经有了规划意识。通过考古发掘，李岩发现村头遗址的居住区主要分布在东北部，中间为公共活动场所，南部则为垃圾区;此外聚落外还挖有壕沟，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
距今3000年前至秦统一：
青铜钟鼎、瓦片陆续出现 玉器挂饰展示审美
随着时代进一步演进，距今3000年前，进入西周后，越来越多的青铜器开始出现在岭南地区的考古发现中，这也表明岭南地区和中原文明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李岩介绍，在博罗横岭山出现了西周中期至战国的铜鼎和铜钟，“这就表明，当时在岭南，‘钟鸣鼎食’之家已经出现了。人们可以一边吃饭，一边听着音乐。当时的社会物质丰富程度可以说是超乎想象。”
李岩还介绍，这一时期，人们的住宅也有了很大变化，以往房屋的屋顶通常是盖茅草，到了战国时期，岭南地区从岭北传入瓦片，人们开始用瓦片来盖屋顶，因此居住条件比起以往好了很多。直到进入秦统一时，岭南地区的房屋和北方已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穿着方面，人们衣服上越来越多的装饰物开始出现。比如小件的玉器挂饰开始多起来了，各种珠珠串串展示了人们的审美。这和新石器时代几乎所有玉器都是象征身份就有了明显的区别。
李岩总结道：“从目前岭南史前考古发现看，至少从5000年前开始，岭南文明就是早期中华文明的‘家庭成员’之一，这和后来秦统一岭南、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有莫大的关联。正是文化上的认同，让岭南和整个北方地区紧密结合在一起，最后演进成为中国。”(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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