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广州城，名曰“蕃禺”(番禺)，这一名字因何而来?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汉式铜鼎揭晓了答案，其中一件鼎刻有铭文“蕃禺”，它佐证秦汉时这里为南海郡治，后为南越国都之地，也即今天的广州。国家博物馆推出的“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让南越王第一次正式“进京”，为人们开启一段探古寻幽的奇妙旅程。
关于“蕃禺”名称之由来，众说纷纭，最主流的说法是广州城内的“番山之隅”。据郦道元《水经·泿水注》记载：“何以名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倘谓番山之禺也。”由于番山已不复存于广州城内，有人认为“番山”指今天的越秀山，隅即附近之意。无论作何解释，《史记·货殖列传》云：“蕃禺亦其一都会也”，这里是西汉时全国19个商业都会之一。东汉时期，“蕃”字去掉草头，成“番禺”。香港李郑屋汉墓出土的墓砖上的铭文即为实物明证。
秦末，来自北方的龙川县令赵佗自封“南越武王”，管辖广东广西福建和越南北部一带，之后臣服汉朝，经贸、文化交流频繁，岭南地区获得大开发，从陆地延展至海上，经贸交流远达东南亚至非洲东岸，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开辟。
赵佗沿用秦汉王朝的行政制度，譬如“预立太子”制度。南越王墓出土了“泰子”(即太子)龟钮金印，还出土一枚“泰子”玉印，为南越国太子专用身份凭证，亦在本次展览呈现。南越国太子是预设了，可由于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寿长百余岁，待他去世，太子已死，只能由孙子赵眛继位，自号“南越文帝”，展品“赵眛”玉印和“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即为实证。
展览中能看到世界唯一一套丝缕玉衣，它是南越王的殓装。丝缕玉衣代表了汉王朝皇帝和高级贵族的安葬等级制度：皇帝用金缕玉衣，诸侯王、第一代列侯用银缕玉衣，特殊的可使用鎏金铜缕。南越国的丝缕玉衣更多可能是遵循汉朝早期玉衣制度，另外南越国丝织手工业发达，丝线比金线更容易获取。
出土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岭南第一简”南越国木简，是南越王宫的纪实文书，反映宫室管理、职官刑律和社会风俗等内容。木简上的文字与同时期国内其他地区发现的简牍文字很接近，这也说明南越之地对中央王朝的认同。
早在秦、汉时代，岭南人就努力制造大型船只，开拓更远的航线。在广州出土的南越铜鼓上，船纹是最常见的图案，东汉陶船明器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船舵形象，这足证两千多年前，南越国的造船业已是一个兴旺发达的行业。“虎头金钩玉龙带钩”“万岁瓦当”“蟠龙鎏金铜屏风托座”等文物展品体现了岭南地区汉、楚、越三种文化的互动与融会;而波斯银盒、蜻蜓眼玻璃、托灯胡人俑等随葬品，又述说着南越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此次展出了多件陶灯具(又名托灯俑)，有意思的是，这些或头顶或手托灯盘的俑，皆跣足，多深目高鼻，有的戴耳环，有的缠头巾，体貌特征与汉人迥然有别，被称为“胡人”。有学者推证，他们很可能是汉代达官富人来自海外的掌灯人形象。足可见彼时广州作为“国际都市”的开放性及对海外的吸引力。(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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