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历朝历代都不乏关心民生福祉、为民请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贤宦良吏，老百姓对这些政府官员的赞誉，除了我在《中国古代老百姓对活着的好官采取褒奖的几种形式》一文中列举外，还有两种形式也是令人难忘的，这就是“废业”与“罢市”。通俗地讲，“废业”就是城乡百姓都自觉主动地放下手中的活不干了，“罢市”就是城乡各行各业都自觉主动停止营业活动，这两种方式都是人们不约而同地用一种集体行动来表达对已故或调离、或蒙冤的贤宦良吏们的怀念、拥护与赞美之情。
本文将通过四位历史人物事迹的简略描述来说明这一现象。
第一位是晋代的束晳。
束晳，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是汉宣帝刘询时代的太子太傅疎广的后裔。疎广的曾孙疎孟达在西汉末年因遭王莽迫害，避难到河北的沙鹿山之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叫“束孟达”，成为束姓的得姓始祖。到了晋代，司马氏政权重视门阀世家大族人才，束孟达的后裔开始得到重用，束晳的祖父束混曾官至陇西太守、父亲束龛曾官至冯翊太守，并且在当时都有较高的为官“名誉”。关于束晳，我曾在《祈雨祷雪佑民生的封建帝王官吏们》一文中，介绍了他不惜性命、为民请雨的高尚行为。据《晋书•束晳列传》，束晳“博学多闻”，年轻时曾到洛阳、长安一带游学，被国学府的博士曹志称为是当今学人中“好学不倦，人莫及也”的学霸级人物。到了晋武帝司马炎时代，束晳官至尚书郎。束晳为官爱民，还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
他是一位“不慕荣利”、关心民生疾苦的文学家。束晳曾为《诗经》六篇有目无文的“笙诗”补充内容，所以后来的束氏世家大族中有一支叫“补经堂”。他曾模仿汉代东方朔的《答客难》而作《玄居释》，文学锋芒毕露，深得司空张华赏识;他曾作《劝农》《饼》诸赋，表达民生需求与美好愿景;他曾积极上疏朝廷，阐述自己“广农”主张，强调“农穰”三个条件：“一曰天时不諐，二曰地利无失，三曰人力咸用”，对西晋宜农地区农业生产上的优势和不足进行科学分析，深得朝廷重视。
他是一位考据学、文字学大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竹书纪年》主要是由束晳当年根据出土文物进行整理考证出来的。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281年)，一个叫“不准”的人盗发魏襄王(亦曰魏安釐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纪年》十三篇，记载夏朝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及韩赵魏三家分晋之事，另外还有《经易》《易繇阴阳卦》《卦下易经》《公孙段》《国语》《名》《师春》《琐语》《梁丘藏》《缴书》《生封》《大历》《穆天子传》《图诗》及杂书《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共有75篇，另有7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出土的“漆书皆科斗字”。由于盗墓人“烧策照取宝物”，等到官方介入时，很多竹简被烬毁札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文字考校辩证、简扎次第连缀的工作量相当大。晋武帝司马炎要求组织专家进行“寻考指归”，并且要用“今文”即当时流行的字体来重新书写。当时作为著作郞的束晳“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因为这一项浩繁的文字考据和文物整理工程出色完成，束晳很快荣迁为尚书郎。当时有人于嵩高山下得到竹简一枚，“上有两行科斗书”，大家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就问束晳能不能读出上面的内容。束晳说：“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后来经过检验，果然如束晳所说，史书上用“时人伏其博识”来说明当时人们对束晳崇拜的程度。正因如此，后来束氏世家大族在发展中，有一个分支就叫“蝌蚪堂”。
他是一位教育家。由于束晳博学多闻，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向著作郞挚虞询问“三日曲水”典故，束晳认为挚虞的回答是错的，嘲笑挚虞是“小生，不足以知”，他又重新回答了晋武帝的提问，深得晋武帝欢心。《晋书》记载，“帝大悦，赐晳金五十斤”。应该说，这时是束晳仕途最顺畅时期。但是到了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去世后，司马氏家族开始出现王室权力之争，发展到出现以赵王司马伦为首的“八王之乱”。司马伦自封大都督、相国等头衔，不久又逼晋惠帝退位，自立为帝，改元“建始”。在司马伦当相国擅权时，他要聘请束晳为“记室”，负责章、表、书、记等文檄工作，当他的“大秘”。由于束晳不愿意卷入朝廷政治旋涡，同时对司马伦杀害张华一家的行为表示不满，他就向先辈疎广、疎受、束孟达学习，以身体健康欠佳为由，“辞疾罢归”，回到老家元城，以“教授门徒”为生，开始了他为人师表的教育生涯。
束晳40岁就去世了，那一年是公元300年，(一作公元303年)由此推算，束晳辞官离开朝廷时，正值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30岁左右年龄，正是仕途上的黄金期，但他义无反顾地选择辞归故里，开馆授徒，从事教育工作，为中国古代官场留下了一段佳话，也为束晳投身庶民教育、开启民智留下了印记。
回到家乡后，束晳至少从事了10年教育工作，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当朝的尚书郎倒在了杏坛。束晳桃李满天下，其所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记志》等书因后来遇乱亡失，只有《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明代人辑有《束广微集》行于世。
束晳去世后，“元城市里，为之废业，门生故人立碑墓侧”。在今天河北大名县地区，人们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都没有了做事的心情，都放下手中的活计，参加到对这位英年早逝的贤宦“束先生”的哀悼行列中。为了表示对束晳的永久纪念，人们将束晳生活与开馆授徒的镇命名为“束馆镇”，位于现在的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城的东南部。2021年的4月19日，笔者曾赴河北寻根，有幸在大名县城墙边的文化公园内瞻仰了束晳的雕像，在束馆镇与乡亲们进行了亲切交谈。
第二位是明代的刘宗周。
据《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列传》，刘宗周是明代“山阴”即今日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刘宗周除了对儒家学术有独到研究，十分强调“慎独”，在为官方面有两点值得一提。
一是品评人物，支持“东林党”人讲学研学活动。无锡人顾宪成是万历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后任吏部文选司郎中，专门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但在万历二十二年推荐“内阁大学士”人选时，得罪触怒了万历皇帝，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到无锡后，倡议并维修了宋朝著名学者、理学家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人在其中讲学，同时也对时政发表看法，他们制定《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到两次，每月小会一次。随着发展，前来讲学听学的人愈来愈多，甚至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纳不下了。东林书院一时名声大噪，但接着就出现朝廷反对者视顾宪成等人为“东林党”而受到攻讦现象。顾宪成曾撰有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刘宗周虽刚入官场，但敢于直言，上疏皇上，认为无锡的“东林书院”只是顾宪成等人的讲学研学之处，盛赞高攀龙等人为“贤人”，于玉立、丁元荐等人“有国士风”。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的政治胆魄的。
二是匡扶正义，征治豪强黑恶势力。明天启初年，刘宗周任礼部主事，历右通政，因弹劾魏忠贤、客氏被削官籍。崇祯元年冬，刘宗周又被起用，任顺天府尹;崇祯三年，又升为京尹，当上了皇城京官。他大胆改革，扶正去邪，加大社会治安管理力度，致使“政令一新”。他采取铁腕手法，惩挫豪强黑恶势力，民心大快。武清侯苍头曾经滥用权势，无故殴打诸生(读书人)，刘宗周知道后，将这位守门的苍头小吏“捶之”，并上枷，将其放在武清门外示众，为诸生出了口气。有一次他外出时，见到“优人笼箧，焚之通衢”，对俳优之人招摇过市、狂妄露富的行为进行打击。他非常关心体恤贫穷人群的生活，经常给予赈济扶困，史称其“赒恤单丁下户尤至”。刘宗周当了一年的京官，把北京市治理成首善之地，当他“谢病归”时，“都人为罢市”，纷纷不舍，加以挽留。
刘宗周后来历任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因上疏与朝廷意见不合而再遭革职削籍。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欲启用刘宗周，又因与马士英、阮大铖奸党政见不合而辞官归乡。后在清兵攻陷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时，正在进餐的刘宗周“推案恸哭”，推开食物恸哭绝食。后在出辞祖墓途中，跳水不成，最后绝食23天后离世，享年68岁。
第三位是清代的汤斌。
据《清史稿》卷二六五《汤斌列传》记载，汤斌是清顺治九年进士，后选为庶吉士，授国史院检讨。康熙十七年，授翰林院侍讲。康熙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浙江乡试正考官，转侍读。康熙二十一年被命为《明史》总裁官，迁左庶子。康熙二十三年，擢升为内阁学士。当时江宁巡抚空缺，朝廷号召大家民主推荐，康熙皇帝也参与，他推荐的人选就是汤斌。康熙认为，在今天以道学名世的人当中，汤斌“有操守，可补江宁巡抚”。皇帝推荐，无人异议。由京官到地方任职，临行前，康熙皇帝亲自面谕关照，汤斌要赴任的地方是南方的江苏，康熙皇帝是这样教诲的：
“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习尚华侈，其加意化导，非旦夕事，必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
从皇帝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江苏这个地方的民风习俗是不满意、看不惯的，让汤斌先从整顿民风入手开展工作。康熙皇帝还赏赐汤斌“鞍马一、表裏十、银五百”，又赐御书三轴，曰：“今当远离，展此如对朕也!”即看到对联，就如同看到了皇上。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对汤斌治理好江苏是寄予厚望的。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进行第六次南巡，来到苏州时又面谕汤斌，让他改变吴地虚华安佚的颓风陋习，指出：
“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多，力田者寡。尔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几可挽颓风。”
康熙皇帝对江苏、尤其是苏州地区有这种认识，在当时看来，是江苏人、尤其是苏州人的悲哀，今天的江苏人、尤其是苏州人是不是也要从历史中引以为戒、读史以“明理”呢?但我们要说的是，汤斌确实按照康熙皇帝的要求，对江苏、尤其是苏州地区的民风扭转做出了贡献，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认识：
一是令诸州县立社学，传授儒家文化。通过建立社学，把教育办到老百姓身边，向老百姓讲授《孝经》《小学》等，规范礼仪行为，从文化引导入手。与此同时，汤斌又“毁淫词小说”，清净文化市场空间，确保老百姓读到健康向上的书籍。
二是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让人们有净化心灵的崇拜偶像与场所。汤斌发动人们修缮泰伯祠，同时建造宋代范仲淹、明代周顺昌祠，用历史上的贤达名宦来教育人，用传统吴文化来感化人。
三是约束妇女的轻薄行为，反对奢侈浮靡之风。他曾下令，禁止妇女游观嬉闹，聚集喧嚣;禁止胥吏、倡优穿裘帛类高档服装，不允许他们招摇过市。这些在今天看来肯定是要遭非议的，但城镇居民住宅小区存在的噪音扰民、跳舞大妈与小青年争抢篮球场等问题，是否也应该得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启示，亦未可知。
四是破除迷信，摧毁淫祠。当时在苏州城西的上方山有一座五通神祠，据说有数百年历史了，远近人们前来上香者“奔走如骛”。在当地谚语中，传称上方山为“肉山”，山下石湖叫“酒海”。少妇病，巫婆就告诉她说，五通神“将娶为妇，往往瘵(zhài)死”，致使许多少妇听信巫婆、耽误了治病机会而葬送性命。这种情况，与西汉时期的西门豹在“邺”那个地方遇到的是何其相似啊!汤斌没有将巫婆扔到湖里，只是下令没收了神祠中的土木偶像，将木制的焚烧掉，将泥雕的沉到水里;同时下令各州县，对此类淫祠建筑一律摧毁铲除，将撤下来的木材全部用于修建学宫。
正是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整治措施，使苏州一带“教化大行，民皆悦服”，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到了康熙二十五年，皇帝要为太子选择辅导大臣，廷臣举荐汤斌来当太子的老师。康熙皇帝十分满意，下诏全国，盛赞汤斌是“和平谨恪之臣”，并称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授予汤斌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
汤斌要进京任职了，苏州老百姓是十分不舍，多少人流下了眼泪，要挽留这位好官。史书记载，当时“吴民泣留不得，罢市三日，遮道焚香送之”。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官员，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永远会感激他们。
针对“江苏赋税甲天下，每岁本折五六百万”以及朝廷还要“带征漕欠”等情况，汤斌在任江宁巡抚期间，为淮安、扬州、徐州地区因连年遭水灾而要求朝廷减赋赈粮，并要求对往年欠账予以蠲免，均得到了朝廷恩准。当时朝廷中，权臣明珠用事，汤斌带头抵制行贿受贿不正之风，坚决杜绝属下给明珠送礼，“外吏辇金于明珠门者不绝，而斌属吏独无”，汤斌的举动在当时的官场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汤斌之所以有如此胆气与豪气，与他饱学诗书、弘扬儒学、明义利之界的个人修养有关。
第四位是清代的陈鹏年。
据《清史稿》卷二七七《陈鹏年列传》，陈鹏年是康熙三十年进士，授浙江西安(位于今浙江省衢州市境内)知县。在任上，陈鹏年除了惩治豪强、让逃荒逃难的乡民回到故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为许多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外，对当地民间存在的淹死抛弃女婴现象进行严厉禁止，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禁溺女，民感之，女欲弃复育者，皆以陈为姓”， 那些被他救下来的女婴为表示对陈鹏年的感激，都跟着姓“陈”了。
陈鹏年的政绩与今日江苏有关，他后来被“授江南山阳县知县，迁海州知州”，“山阳县”就是指的现在的淮安市淮安区，“海州”就是指现在的连云港。康熙四十二年南巡时，发现山东饥荒现象严重，要求截留漕运粮食四万石去赈灾，陈鹏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最后“全活数万人”。康熙南巡“回銮”北京时，路过济宁，特意召见陈鹏年，君臣之间，诗书唱和，不久，陈鹏年就被升任为江宁知府。
康熙四十四年“复南巡”时，总督阿山要通过增加“地丁耗羡”即征收民税的方式来作为迎接皇帝的费用开销，并且要在南京的龙潭为康熙修建行宫，这些都被陈鹏年否定了。那些与陈鹏年平素不睦的官员也趁机散布流言蜚语，康熙皇帝听说后也对陈鹏年不高兴了。
这天，已经“致仕”的大学士张英前来面圣，康熙皇帝就问他哪些人可称得上是“江南廉吏”。张英就力举陈鹏年。康熙皇帝又询问陈鹏年这个人“居官状”即为政如何，张英说：“吏畏威而不怨，民怀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末也。”康熙听了后“意乃释”，之前心中对陈鹏年不舒服的感觉一下子没有了。
但是，当康熙皇帝南巡到镇江京口时，皇上要检阅水师，提前一天，总督阿山才通知陈鹏年，要求他在长江岸边“叠石为步”，即用石块铺路，以确保皇上行走安全。
陈鹏年接到任务后，发现长江水流湍急，施工难度很大，而干活的“胥徒”即苦力们又十分“惶遽”恐慌。 但是，任务再艰巨也必须完成，不能给皇上视察留下任何安全隐患，更不能让阿山想抓住把柄来整人的阴谋得逞。于是，陈鹏年亲自上阵，带领士民们担运土石，苦战一昼夜，终于“诘旦工成”，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工程终于顺利完成。康熙皇帝检阅水师的仪式在波涛汹涌的长江岸边得以安全举行。
阿山见没有难倒陈鹏年，心里十分遗憾，错过了整垮陈鹏年的机会。一计不成，阿山又生一计，弹劾陈鹏年在盐务管理过程中受贿，侵吞龙江关的税银，又称陈鹏年“无故枷责关役”。朝廷听说有这等事，果然将陈鹏年“夺职”即就地免职，并且关进了江宁的大牢中。康熙皇帝还让阿山主持审理此案。
南京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们知道陈鹏年是蒙冤的，是被阿山陷害的，于是纷纷起来为之鸣不平：“江宁民呼号罢市，诸生千余建旛将叩阍”。市民罢市，城市停业，千余名知识分子制作了旗帜标语，准备到北京，向朝廷集体上访。最后，陈鹏年被无罪释放。
陈鹏年于康熙四十七年出任苏州知府，禁革奢俗，清滞狱，听断水平如同神助。他关心民生疾苦，灾荒年通过及时赈贷，使老百姓“全活甚众”。康熙六十一年，陈鹏年出任河道总督，为了治理大运河在山东、河南段与黄河交汇处存在的水患，亲临一线指挥指挥，晚上就住在河堧上，“寢食俱废”，最后因积劳成疾，于雍正元年“没于公所”，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雍正皇帝给予陈鹏年以高度评价，其诏告中有：“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罄。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至今读来，仍令人有荡气回肠之感。(束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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