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1年4月，根据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的数据，我国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总数超过1600家，“十三五”时期平均每年推出革命文物展览4000余个。同时，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6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100万件/套。
1600多家场馆能否满足我国9500多万党员的党史教育需求?同时，在博物馆长期偏重未成年人教育的情况下，革命纪念类博物馆能否对作为成年人的党员同志、干部群众供给契合的产品与服务?
（一）夯实基础工作，完善顶层设计
目前，我国宣传、文化和旅游(文物)部门管理的革命文物类文物保护单位并未完全对外开放，其他部门管理的更是如此，其中尤以军队系统为甚。同时，革命文物定期排查制度尚未充分实行。这一方面与我国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归口管理多元有关，其上级主管部门和单位包括宣传、文化和旅游(文物)、退役军人事务、军队系统等;另一方面也与各场馆的文物认定、定级、建账和建档工作没做到位相关。截至2021年5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相继公布了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后续还要陆续公布。
鉴于此，要尽快夯实基础工作，完善顶层设计。
一方面，实行全国革命文物的定期排查制度，加速摸清资源家底，以扩增党史教育的“源头活水”。包括敦促各省(区、市)尽快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同时将排查结果上报中宣部、国家文物局等。夯实纪念类博物馆的革命文物认定、定级、建账和建档等基础性工作，由此建立大数据库，进而推进资源信息的开放共享。
此外，系统开展百年党史文物、文献、档案、史料的调查征集工作，尤其鼓励博物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深化史实研究和价值挖掘。比如，中央红军出发纪念馆已安排职工到红军后代家中开展访红活动，接收后代无偿捐赠珍贵文物100余件，新发现10余个故事素材。八一起义纪念馆则推出“跨越百年的征集——迎接建党100周年历史资料征集”，对象包括党证党章、报纸、刊物等见证物。
另一方面，加强对纪念类博物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总体规划、宏观指导、制度建设。包括确立“十四五”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发展的任务书和路线图;促使部门协作、央地联动更密切;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级别，改善管理状况等。总之，我国革命文物工作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格局，需要进一步夯实，形成革命纪念类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并在党史教育中拥有制度保障。
（二）提升展教结合水平，拓展服务方式
目前，纪念类博物馆在我国博物馆体系中业务发展相对薄弱，这从2010年开展至今的博物馆运行评估结果中可见一斑。根据新近的《2014-2016年度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报告》，纪念类博物馆无一达到“优秀”(总分80分及以上)，最高的为72分、最低的为54分左右。无论是内部管理、服务产出、社会反馈，还是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等基本业务都亟待提升。
其中，纪念类博物馆的展示陈旧化、同质化问题比较严重，基本陈列超过5年未进行局部改陈者、超过10年未全面改陈者并非少数。同时，讲解服务呆板，教育的沉浸感、代入感、体验感不强，无法产生情感共鸣的情况亦较为常见。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展示陈旧雷同，社教发展滞后，观众少，场馆门可罗雀，而动力不足的场馆更无力深化研究、并及时补充体现时代精神的展教内容，致使践行党史教育的原始根基缺乏。
鉴于此，我们要提升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展示教育水平，并拓展服务方式。一方面，适度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创新阐释方式，打破展示的陈旧化、同质化窘境。包括坚持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以“见人、见物、见精神”;探索符合青年群体特点的展教方式，润物无声地帮助其树立大历史观、党史观、奋斗观;遴选代表性遗址遗迹、纪念设施、文物藏品进行展示试点等。其中，尤其要完善革命文物展览的改陈管理机制和支持政策，深化研究、及时补充体现时代精神的内容。同时，建立展陈内容和解说词的研究审查制度，增强对象的准确性、完整性、权威性。
另一方面，利用多媒体资源，创新革命文物传播方式，让正能量产生大流量，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理应结合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中华民族传统节庆，开展公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如红歌联唱与诗歌朗诵、品读红色家书、观看红色经典电影和话剧等。同时，拓宽线上传播渠道，包括“云展览”、短视频、在线直播等路径。此外，鼓励学校、党校(行政学院)到革命旧址、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开展现场教学，并建立场馆与周边学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驻地部队、城乡社区的共建共享机制。
事实上，目前亟须在纪念类博物馆中建设一批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建成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基地。同时，成立革命文物保护展示联盟，用以推介优秀案例、发布保护利用白皮书、组建“宣讲团”等。
（三）与红色旅游、乡村振兴联动
我国不少纪念类博物馆都坐落于贫困县、乡村，当地迫切希望通过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带动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推动民生改善等。在此背景下，相关场馆服务党史教育更需挖掘革命文物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而非一味地排斥市场机制。同时，我国纪念类博物馆大多尚未编纂出版与党史教育学习相关的知识读本，更未常态化地推动革命传统教育进学校、进课堂。
当然，近年来我国革命文物工作的顶层设计已不断完善。2018年7月，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随后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制定了实施方案。同时，机构队伍建设取得重大突破。2019年11月，国家文物局设立革命文物司，随后17个省(区、市)和部分革命文物大市、大县先后增设了相关机构。
鉴于此，未来我国革命纪念类博物馆还须与红色旅游、乡村振兴进一步联动，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自2014年起至2021年4月，中央财政共安排16亿元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程，之后红色资源成为井冈山、瑞金的金色名片，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助力54个贫困县脱贫摘帽。而山东沂蒙山区则创新红色研学模式，旅游品牌矩阵日臻完善。目前，我国红色旅游的规模和热度不断攀升，2019年全国旅游人数超14亿人次、收入超4000亿元，不少红色旅游目的地成为民众出游的重要选项和网红打卡地，年轻人亦成为主力军。
2021年6月，文旅部、中宣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建党百年百条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在此背景下，革命纪念类博物馆更应运用市场机制开发更多创意产品，打造红色旅游品牌，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目前，陕西省以创建延安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为抓手，深挖了1224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特别是2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故事，以打造展陈精品工程，5年来办展900多个;湖南省则通过打造红色展陈、红色文艺出版、红色旅游三项品牌，不断深化革命文物的价值挖掘和利用创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次对党史的回望，都是对精神的洗礼、对初心的叩问以及信仰的集结、奋斗的冲锋。百年恰风华，而我们也正逢“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机遇。切实把革命文化保护、管理、利用好，同时各系统的纪念类博物馆要学习用文物说话，让革命文物“活”起来，成为党史教育的生动课堂。更重要的是，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最终走好“红色育人路”。(作者：郑奕，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导、复旦大学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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