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没有一种人事制度，延续时间之漫长、在国内外影响之巨大，能与科举制度相比。科举取士制度，起源于隋，自隋唐至明清，行用了1300年之久，承担起为中国官僚政府源源不断输送管理人才的使命与责任。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科举制持续推行的动力;“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是科举制能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唯一不可取代的铨选制度的根本;科举制以儒家“斯文”作为取士标准，应举者慨然以从政、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中国科举制具有塑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治国形象、打造中国大一统和合文化形态、构建东亚儒家文化圈与催生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产生的基本价值。
唯其如此，唐代后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科举考试没有中止。五代军阀争斗不息，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科举考试没有间断。两宋三百年间，宋辽、宋金、宋蒙战争，未曾打断三年一举的科举考试，南宋高宗在自家性命难保的险境下，宁可下放到地方进行类省试，也未曾中断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宋度宗咸淳十年，南宋临近灭亡，还进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辽、金、西夏、元朝，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无不实行过科举制度。清末，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出逃，次年仍下令补考乡试和会试。科举与国运相联，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权力的象征之一，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重要标志，是调节国家政策的杠杆，是士大夫梦想所寄，是凝聚民心的纽带。科举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经济、风俗、人心之影响，无与伦比，至今在海内外犹不绝余响。
中国科举不仅在中国。中国科举又是世界文明的一个辐射源。日本最先仿行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时间在公元7-8世纪。《日本诗纪》中载有《贺诸进士及第》，其中《贺野达》诗云：“登科二字值千金，孝养何愁无斗储?”可见日本科举及第即授官，所得俸禄可供养父母。朝鲜是海外实行科举制时间最长的国家。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实行了936年。其制既学习唐宋，又有自己的创造。奉使到过高丽国的宋使者徐兢在其名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若夫其国取士之制，虽规范本朝，而承闻循旧，不能无小异。”科举制在朝鲜影响之大，仿佛中国，至视为“我国公道，唯在科举”。越南推行科举制长达844年(1075-1919)之久，仅次于朝鲜，然其废罢科举时间比中国还要晚14年。科举取士，在越南具有权威性和实用性，“科举抡才，实关盛典”。科举制在东亚的传播，为构建东亚儒学文化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功至伟。
中国科举考试的先进文化，为西方欧美国家所学习、所效仿。西方人把中国科举考试，与中国四大发明相比。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评论英国东印度公司采用了中国科举考试的竞争原则时说：“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一次伟大变革。”事实正是如此：英格尔斯当时的预言并没有错，东印度公司实行的文官考选制度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考试选才机制像一桶火药轰开了政党分肥制的大门，科举制最终通过英国对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代美国学者顾立雅明确肯定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在建立现代世界文官制度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因此，刘海峰教授顺理成章地提出：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成为一个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科举选拔人才，通过科目考试实现。唐代科目众多，常选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孝廉、明法、明算、三史、开元礼等;制举科目名目更多，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学宏词科、军谋宏达材任边将科等，达63科。宋代是科举制完善期，也是高峰期，两宋共举行118榜，录取登科人11万之众，是历朝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朝。其后，元、明、清三朝，进士科成为科举考试唯一科目(临时开科除外)。明代最初一级考试称乡试，所谓“三年一大比”。乡试之年为“大比之年”。明代生员要参加乡试，须经资格试，这就是提学官主持的科考。科考为乡试预备考试，也就是参加乡试的资格考试。科考成绩列入一、二等的生员，就获取了参加乡试的资格。清代乡试制度，大体沿明而有所变化，更加完善。
明代天一阁收藏的明代《乡试录》，已由宁波出版社于2016整理出版了277种。而分散在各地的清代乡试录，尚未见有汇编出版。在科举学界热切的期盼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首次搜集了清代375种《乡试录》，经整理，于最近分辑陆续影印出版，冠名曰《清代乡试文献集成》。规模宏大，名副其实的“集大成”。如此集中地推出清代《乡试录》，海内外也是首次，具有重大科举史料和清代历史文化价值，是科举文献出版的一件盛事。(作者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本文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一辑》序，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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