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南的意象，古代诗词中俯拾皆是。这些意象的产生，半是源于江南人对故乡的回望，半是来自异乡人的反观。在这中间，运河作为出入江南的重要通道，成了古典诗词的审美对象，因而有着“唐诗之河”“宋词之河”等美誉。这些运河诗词中所蕴含的“下江南”意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母题。
一
“下江南”意象是运河文化和江南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古代江南，水乡泽国，以河代路，是船的天下。《越绝书·吴地传》记载，春秋时期吴国曾在其腹地开“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连接起苏州和扬州，从而沟通了太湖和长江流域;向南开“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从而沟通了太湖和钱塘江流域。吴古故水道和百尺渎所构成的水道，是江南河即江南运河的前身。此外，越国疏浚了“山阴故水道”(《越绝书·地传》)，这是浙东运河的前身。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凿丹徒水道，取直江南河的北段;三国时孙权进行疏浚，邗沟和长江船只从“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南齐书·州郡志》)。
江南河联通南北，不仅打破了江南地区地理意义上的封闭状态，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超越了文化意义上的传统吴、越文化的分区，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江南文化区。“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汉乐府《江南》);“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南齐书·丘灵鞠传》);“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这些六朝诗文中所呈现出的江南意象，具有一种不同于北方政治伦理精神的诗性审美气质。我国历来有“北上南下”之说，江南运河的畅通，使得北方人士纷纷“下江南”。
二
“下江南”意象中包含着一种从流飘荡的“悠悠”物象。江南是一个充满诗性精神的所在，这里有隐隐的青山、缤纷的花树、低徊的明月和清风、如烟细雨下轻轻摇动的舳舻，还有小桥流水人家、诗酒和似水流年、自由如风的岁月、空灵玄虚的思想。隋代“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资治通鉴·隋纪》)，乘船下江南显得更为便捷。士人们摆脱了车马的束缚，沿着大运河乘船顺流而下，赏看倒映在水里的江南风物，悠然的心情溢于言表。“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庄子·外篇》)，其中自有一种“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吴均《与朱元思书》)的审美心态。
唐宋时期，江南逐渐成为士人心目中的一片乐土，乘船下江南也成了一件“悠悠”乐事。孟浩然在《自洛之越》中写道：“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政治上失意的诗人，终于在江南找到了心灵上的慰藉。“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张籍《相和歌辞·江南曲》)，“悠悠”一词道尽了乘船下江南的美好。白居易在谏言不被朝廷采纳后，主动申请外放，到杭州、苏州等地任职，“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长相思》)，该词从思妇如水一般绵绵不绝的“愁思”中，反衬出游子在江南生活之“悠悠”;而且从汴水到泗水，再到扬州的瓜洲古渡，最后到达长江以南的吴地，也点出了游子“下江南”的清晰路线。“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杜荀鹤《送人游吴》);“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临安春雨初霁》);“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范成大《吴郡志》)，到达江南，无论身在船上、桥下，还是在梦里、念里，此地的悠悠生活，总是那么难忘。
三
“下江南”意象中总有浓得化不开的别样“离愁”。下江南，意味着与政治中心的渐行渐远，与故乡亲友的离别，与心爱之人的永诀，其中自有一种或痛彻心扉或黯然销魂的离愁别绪。况且船行运河之上，是既封闭而又开放、既固定而又流动、既热闹而又冷清、既无聊而又充满希望的，四时风物的变化，也容易感荡心灵。“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在下着大雨的寒夜渡江来到异乡，第二天一早却以主人的身份送客，还要回应洛阳亲友的种种问询，作者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张继的《枫桥夜泊》，更是“下江南”诗词中的代表作。“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万籁之中，变化无穷，诗人隐身船里，只余一点迷离的希望，这番离愁，只有放在运河之上、人生如寄之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这种别样的离愁，在宋词中更是表现得迂回婉转。“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词中写的是汴梁(“都门”)一别，乘船沿着运河返回江南(“楚”)，一路无声，酒醒后唯见“杨柳岸，晓风残月”。周邦彦也是在汴梁(“京华”)告别心爱之人，返回家乡杭州(“故国”)途中，写下《兰陵王·柳》一词，借柳写离情：“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词中既有杨柳，还有堤岸、流水、舟船(“篙”)、河口(“浦”)、驿站、渡口(“津”)、桥等运河意象，通过层层铺垫，伤别之情可谓深入骨髓。
“节过中和日有三，台星一点下江南”(周邦彦《寿陈运干》);“想君行尽嘉陵水，我已下江南”(王质《眼儿媚·送别》)，可见在两宋时期，“下江南”已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文学意象，包含着下江南的种种诗意和范式，从而对元明清文学及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者：姜晓云，系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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