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考古百年：故事与新知，过去与未来
时间：2021年4月3日 14:30
地点：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
嘉宾：姜波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主持：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百年前的初春四月天
中国考古学第一次主动发掘
常怀颖：今天给我的任务是做一个引言，所以想了“再过二十年”的题目。这个题目写出来自己也害怕。为什么呢?二十年前的4月份我刚刚参加金沙遗址的发掘，再过二十年我已经退休。畅想二十年以后的中国考古学会是什么样，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事。
一百年前的初春四月天，有一个叫安特生的人第二次骑驴上了仰韶遗址，他是来选点的。到秋天的时候，他开始了仰韶村的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第一次主动发掘。考古学发展到现在仍然是比较小众的学科，全国直接从事考古与文物博物馆行业的从业人员不到两万人。但是它又很大众，所有公众人士都对考古学的新发现、新成果特别关注。但这一百年考古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它要以什么样的状态迎接新的一百年，其实都是我们想象中的事。
考古学发现是一个周期比较长的事，并不是每一次的考古发现都能有特别惊喜的惊人现象，比如海昏侯的马蹄金，比如发现大型铜器、特别漂亮的墓葬。更常见的是这种状态，我们每天出去调查，车抛锚、困在路上，迷路了，掉水沟里了，甚至被狗撵着跑了，这种是经常发生的事。
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一百年间，基本操作方法、发掘的流程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不过在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发掘的环境可以改变一下，可以不用直接淋雨、晒太阳。但基本的操作方式，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一样的。我们考古人俗称这种工作是“下工地”，这实际上是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了不起的文明现场》，都是靠考古工作者下工地得来的，这种知识生产的结果跟大家坐在书房查资料、写文章不太一样。它的环节比较多，第一个环节兼有智力和体力劳动。这几天，三星堆是特别热闹的，工作条件比较好，同样用吊篮，三星堆的特别好。但考古发掘有时候不是挖一次就结束，要持续很多年。三星堆持续三十多年又发现了六个祭祀坑，有的发掘会持续几十年。我们的殷墟已经发掘了快一百年了，还在发掘。
发掘完后对考古学家来说其实是一场噩梦。挖的时候非常爽，但挖完毁断肠。一个个编织袋都是装陶片，要先数出来，给每个陶片编号拼对，这么一大堆陶片可能就拼出一个罐。所以挖了几十年，可能要上百年时间整理才可以形成比较规范的档案公布出来。我们还要画图，没有美术基础也要训练能画出这样的图，一点点慢慢来弄。就基本操作来说，在我来看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学仍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上很多人，做很多很细致的具体工作，计算机没办法代替。野外工作的条件又比较简陋，这对于在书斋的学者或者读者朋友来说，可能是比较难以想象和理解的。比如说用菜刀取样，然后土法悬空要做三维建模，都是我们想办法因陋就简做事情，基本生活都是这样。
以三星堆新的祭祀坑发掘为代表
中国考古学操作已具国际领先意义
常怀颖：中国考古学发展了一百多年，不同的时段工作重点是不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中国考古学的目标是材料最重要，所以当时目的就是奔着材料去。一切的考古材料都是史料，所以我们要获取史料。那时候基本在考古学的工作中就形成了这样的过程，头二十年中国考古学围绕殷墟、斗鸡台的工作为中心，基本确立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发掘与整理方法和工作流程。同时培养了第一代考古学家，现在我们知道的著名人物基本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主动性的发掘和基本建设层出不穷，发现特别多。考古工作的重点逐渐转向到对新知识的消化和认识的过程中来。然后开始出现一个词，这个词可能有的读者是听过的，叫做区系类型。什么意思呢?就说不同地区有不同文化的传承，以及这个文化的氛围。文化圈、空间有多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境内不同区域都是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主要做的事。
到1960年代，北大和考古所都做了很多这样的事，基本构建了早期我们对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认识。到了新世纪以后，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考古学有了这样一张年表，这张年表是我们花了快一百年的时间才知道，在什么地区、什么世代有了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这个事情其实做得特别缓慢，但它是一个严谨的考古学流程。时至今日，真正考古学信息的获取和科学化的规范性，已经不亚于在理科实验室做实验。这几天大家在电视上看到三星堆的发掘大棚，如果说我们把三星堆的发掘大棚当做一个医院，里面每个发掘舱都可以当成手术室，在每个手术室里做一台手术。可以说以三星堆新的祭祀坑发掘为代表，中国考古学的操作已经具有国际领先的意义了。
到今天为止，知识的生产过程或者信息获取的方式已经和自然科学高度融合。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上天，利用卫星飞机进行航拍，利用不同的光波把地表的波都滤掉寻找遗址，看堆积的情况，看古河道;我们可以入地，可以下海。然后我们还可以根据理科地学知识，看到土壤当中细微的情况，去看沧海桑田怎么变过来的。我们还可以通过DNA的技术去探查一个墓地里共同埋葬的九十多个人，到底是一家还是几家，是同一个年代一块儿埋的，还是不同年代所有的骨头集中到一块儿埋的?这些事都可以做一做。
姜波老师做过陆上的考古工作，他曾经长期在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以及隋唐长安城做工作。后来转向水下考古，最近去了沙特阿拉伯做沙漠考古。所以他在说到致远舰打捞的时候说“一个舷窗，窗外是现代，窗内是过去”。我们要听一听姜老师怎么样从窗外去看窗内的历史。
红海找到的中国瓷器印证
郑和时代已经有人进入红海
姜波：三联给了我一个任务，讲水下考古，我今天的题目是《扬帆出海：从水下考古看水上丝绸之路》。
考古人被称为“跟古人对话的学者群体”，我们做田野考古的工作，是通过陆地的发掘，探索古代遗迹，来探讨古代人的生活和信息。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跟庞贝人对话的女考古学家萨拉·比思尔。通过她的研究可以知道庞贝人古代有多高;通过对女性骨盆的鉴定，看看每个女人生过几个小孩;找到一个十六岁男孩儿的骨架，看出他是渔民，因为他经常用牙齿咬渔线;还可以看到古代罗马战士，他的膝盖的肌肉和骨骼非常粗壮，因为要骑马;另外看着抱着小孩儿的女孩儿，鉴定她是女奴，而不是小孩儿的母亲。类似这些都是陆地考古学家经常做的事。
但我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水下考古。水下考古人是一个更小众的学科，但我们确实是在海蓝深处跟古人对话。
水下考古也有很多特别精彩的考古发现。大家看这尊雕塑，线条流畅，气韵生动。为什么?身上穿的是丝绸。当然这个丝绸不一定是中国制造的，但丝绸的影响和文化气息一定是来自于中国。当时地中海世界已经有地方开始仿造中国的丝绸，这也看到文化融合现象。这是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埃及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希腊化了，所以有一句话叫“希腊的王，埃及的神”，就是女王的形象是按伊希斯女神的形象雕塑的。
今天演讲要特别对一线工作的水下考古队员表示敬意。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甚至有一定的生命危险，所以是非常小的群体，他们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我们中国现在拥有水下考古队员资质的大概是145个人，目前还能够到一线做水下考古工作的大概是七八十人，很荣幸我也是其中一员。
我个人曾经在西安和洛阳做考古发掘，但40岁以后转向水下考古，做了一定专业的训练，现在也能到红海这样的水下做考古。我自己也感觉别开生面，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和世界的交流。因为我们在红海确实找到了中国的瓷器，我们通过文献的进展来印证，比如郑和时代已经有人进入红海，从港口登陆后，去麦加进行朝圣。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明和伊斯兰的亲密接触，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读文献知道，唐玄宗的时候已经有波斯人的船到了中国。波斯湾到中国其实是很遥远的距离，那时候的船真的能到中国吗?考古证明确有其事。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一艘波斯、阿拉伯的船叫黑石号，能确定这个船的年代是因为船上发现了中国长沙窑的瓷器，上面刻有准确的年代——就是唐朝第十五个皇帝，李湛宝历二年，相当于公元826年。
这是一件长沙窑的瓷器，一看这个装饰的纹样——菩提树，就知一定不是中国的传统。我们做田野考古的时候，大陆腹地生产的长沙窑瓷器在中国考古历史上发现很少。我统计了一下，全国出土的完整的长沙窑瓷器不超过100件，而且主要是在海港遗址，比如扬州、广州、宁波这样一些地方有发现。这些瓷器都到哪里去了?运到海外去了。黑石号出的长沙瓷器是5.6万件，是一个海量的数字。
“青花”来自伊斯兰世界
元明清才成为中国文化符号
姜波：这是黑石号出的长沙窑瓷器，上面画了一条鱼。当时中国学者认为这是一条鳜鱼，当然确实跟鳜鱼不完全一样。看周边的纹样全是波斯、阿拉伯的东西。后来我在红海考古的时候吃到这种鱼——狮子鱼。从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长沙窑的生产场地上一定有波斯、阿拉伯那边过来的工匠，所以它的产品在长沙生产了以后，顺长江而下，到扬州港出海，然后到广州港。它的产品都销往海外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这个船上能看到这么多长沙窑的瓷器。它最终的目的地有可能是印度洋的市场。
黑石号出了三件很珍贵的最早的青花瓷，我们称之为唐青花。这应该是洛阳地区烧造，通过大运河到了扬州，从扬州出海到广州，再从广州出海。我们知道青花这个符号来自伊斯兰世界，在我们中国传统上是没有青花的。到了元代，特别是到明清的时候，青花瓷才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
很有意思的现象，青花瓷到了明清的时候，成了中国出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的主打产品。英国一个博物馆保留了一件当时中国制造的瓷器，它的画面上非常清晰地表述了洋人到中国来采购瓷器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高鼻深目的洋人在广州的瓷器行跟中国的老板交易的情形，这是当时海上瓷业贸易的生动写照。
中国瓷器的海运量很大，1984年发现的一条沉船“海尔德马尔森号”，船上瓷器一共达到23.9万件。所以瓷器外销在当时是一种规模化的生产经营与销售，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这条船上的瓷器都很精彩，在欧洲市场拍卖的时候引起轰动，也很大地刺激了中国考古人。当时故宫的冯先生带了三万美元，想到那个地方去拍卖一些中国的瓷器回来。结果三万美元带去又带回了。好的瓷器，我们看上的，我们买不起;买得起的，我们又看不上。回来以后，冯先生一行人就给中国政府写报告，一定要发展水下考古，保卫我们珍贵的水下遗产，这也是中国水下考古起步的缘由。
因为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所以那个时候欧洲出现了崇尚中国瓷器的风尚。这是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宫的瓷器室，天花板和墙上都贴了很多中国的瓷器。很荣幸，这个瓷器室到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去做展览时，邀请我参加了。我感动的是中国风的瓷器文化在那个时代能被欧洲人接受。左侧的瓷器图案是嫦娥玉兔，右侧是水村山郭酒旗风的山水画。瓷器到欧洲带去的是文化艺术，一定会与当地的文化艺术产生碰撞。所以在欧洲当时出现一种艺术现象叫中国风，建筑、音乐、艺术，往往出现中国元素。有一位很有名的荷兰画家，他的油画里就已经出现了中国的青花瓷，这个青花瓷的年代跟我们前面讲到的福建发现的沉船那个年代很接近，可以看出文化的交融。
前些年我们在辽宁丹东做水下考古，发现了甲午海战时期沉没的致远舰。这条船是1894年9月17日被日本人击沉的，9月17日也是舰长邓世昌的生日，他在那一天跟舰一起沉入了海底。我们做水下考古的人当时发现这个船还是很感动的。
最有意思的是船上出了这么一件瓷器，是中国青花瓷风格的东西，但它是在英国伍斯特瓷厂制造的。到了这里大家可以看到青花瓷是行走的文化符号，唐代的时候来到中国，在中国发扬光大，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然后输出到印度洋、欧洲地区，在欧洲地区被模仿，再重新制造青花瓷。欧洲制造的青花瓷在英国制造好了以后，又随着致远舰(致远舰是英国人制造的)重新回到中国，我们在致远舰上发现中国风格的青花瓷。
南宋沉船“南海一号”
迄今为止中国最重要的水下考古成果
姜波：再给大家讲一下关于“南海一号”。“南海一号”是南宋时期的沉船，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界最重要的水下考古成果。
发现它的地点，中国古代人称之为“放洋之地”。什么概念?从广州的台山海域，船出去就漂洋航海。这个船装了满满的货物，很不幸出发不久就沉没了，而且完完整整保留到现在。所以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时间胶囊”，尘封了当时海洋贸易的状况。
我们花了很大的价钱，把整个船在海里用铁箱子装起来，运到博物馆，在博物馆做考古发掘。所以“南海一号”现在可以称之为实验室的考古，可以非常精细地操作。这艘船现在已经是世界水下考古的一个经典案例，全球的水下考古人都很关注我们的“南海一号”。一流的发掘、一流的文物保护、一流的博物馆展示。观众可以在博物馆看见考古人是怎么样做发掘的，这是一种特别的体验。
大家可以看到船残长22米多，宽大概在10米左右，一共有15道船舱，完完整整保存了当时船货保存的情况。一个感慨，我做水下考古以后，发现水下考古比陆地考古更有意思一点。做陆地考古可能挖一年也挖不到一两件完整的器物。但是沉船上的文物以万作为单位出土，而且都是完整的。
“南海一号”应该是一条福船，因为我们判断它应该是从福建的泉州港出发的。这是“南海一号”上出土的瓷器，我们考古人都很惊讶，拿出来就跟现代瓷厂刚生产出来的一样，釉色都是崭新的。与这一件同样的器物，我在沙特阿拉伯做水下考古也曾发现，所以“南海一号”远洋贸易不是孤例。
这是福建德化窑生产的白瓷，人称“中国白”，就是把瓷器白的纯度做得很高。这是一件仿金银器的作品，中国的瓷器都是快轮制造，所以做圆形很容易，但是要仿造印度洋市场的作品，要用模具，把它变成方形的。市场决定了产品的设计，产品的设计决定了生产。
宋元时期中国海外贸易到达高峰
海洋贸易规模已超出现代人想象
姜波：“南海一号”让我们知道古代人航海在船上的生活。船上出土了很多当时人吃的东西，最多是坚果一类，因为蔬菜这些都不好保存。上面还有胡椒等等这一类的东西，作物在海上的传播是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像玉米、甘薯、烟草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化进程。
“南海一号”出去是做海洋贸易的，所以在船上可以看到一整套天平与砝码。很有意思的是，我在沙特阿拉伯港口做考古时，发现了同样的砝码。砝码的重量大概是200克，放在汉代讲的话是当时的一斤左右，汉代一斤是102克。
“南海一号”上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文物，比如黄金支票，我们叫金叶子，一张就是黄金一两。上面还写着字——“韩四郎”，这个店铺在杭州，在文献里可以找到。这是船上出的白银。中国是产银相对比较有限的国家，但是宋代开始，特别到了明清以后，由于海洋贸易的发展，白银大量向中国富集。就像现在世界各地的黄金都集中在美国一样，中国是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金融帝国。
这是船体外面发现的一个小木盒子，打开里面有70多件黄金器具，而且都是异域风格。最左侧的项链差不多有一斤重，但它的价值不止于此，首先是风格，第二上面还镶嵌有宝石。存放的时候宝石都被抠下来了，因为宝石比黄金更贵。当时在“南海一号”做调查的时候，探险队的抓斗下去，捞起来一看有一条1.7米长的金腰带。穆斯林商人当时做生意有一个做法，他在迁移的时候，会变卖家当，然后做成黄金腰带系在腰上，财产就可以跟着他走了。他们有一个行规，旅途多艰险，如果他不幸去世，倒毙在路边，发现的人可以把这条黄金腰带取走。但你有一个义务，要把他的尸体进行埋葬。类似的故事题材在汉文文献里后来也有记载，已经传到中国。中国也有商人把财富缠在身上走的，我们叫“腰缠万贯”，就是这么来的。
“南海一号”是一条国际贸易的船。船上我们判断不但有中国人，可能还会有阿拉伯、波斯的人，也会有印度人。这是船上发现的生活用具，上面有阿拉伯、波斯文写的字。最早还发现了眼镜蛇的头骨，大家知道印度人是玩蛇的。所以这条船当时一定是一条国际贸易的船。
特别需要说明的一点，“南海一号”的发现并不是一个孤例。宋元时候中国的海外贸易应该到了高峰，跟南海一号时代接近的沉船我们不止发现了一条，而是发现了很多。这是西沙海域发现的华光礁一号，船上装了很多中国瓷器，而且也是中国的福船。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海洋贸易规模已经超出现代人的想象，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贸易大国。(整理/雨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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