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2021年迎来诞生100周年，贯穿百年的中华文明起源探索研究最受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考古学家韩建业最新出版《中华文明的起源》学术论著提出，中华文明起源可追溯至距今8000年以前，大约5000年前中国已正式进入文明社会。
中华文明起源可追溯至8000年前
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新书出版，韩建业教授近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和中国文明开始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以前。
他介绍说，裴李岗时代中国主体区域所表现出的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以及较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将中国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可算作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
距今6000年左右进入庙底沟时代，早先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进一步发展，社会开始了普遍复杂化的过程，各区域逐步迈入前早期国家状态，由于中原核心区的强烈扩张影响，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可视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
距今5000年左右，不少地区已经站在或者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进入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正式形成由良渚等各区域文明社会组成的早期中国文明。
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实力大增，长江中下游地区全面步入低潮。距今3800年之后，以中原为中心，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形成二里头广幅王权国家或者称夏代晚期国家，中国文明走向成熟。
早期中国是早期东方文化圈核心
“如果我们依照考古发现，把欧亚大陆划成东方、西方和北方三大早期文化圈，那么早期中国就是早期东方文化圈的核心。”韩建业指出，在长达数千年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当中，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明，逐渐沉淀和锻炼出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征。
他认为，早期中国文明至少可归纳为“以农为本，稳定内敛”“敬天法祖、整体性思维”“有主体、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文化结构”“跌宕起伏的文化连续发展进程”四方面特征。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连同这些文化特征，对此后文化上的中国或者中国文明连续不断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韩建业强调，中华文明有着数千年以来积淀形成的文化基因和丰厚的历史记忆。中华文明的源头当然在中国这片热土上，但距今5000多年尤其是约距今4000年以后，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也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
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三种模式
韩建业表示，中国早期文明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性发展的文明，但另一方面，各地具体的社会发展方式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尤以东方和北方地区之间的差别最为突出。
基于此，他研究提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东方模式、北方模式和中原模式。东方模式覆盖区域以黄河、长江下游为核心，还延伸到长江中游和西辽河流域;北方模式覆盖区域以黄河中游为核心;中原模式覆盖区域包括晋南、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在内的中原地区及西北的甘青地区。
韩建业分析说，北方模式从表面上看比较迟缓、落后，但却与较严酷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而能量的有效蓄积也显然更有利于长期的发展。东方模式虽然显得技术先进、发展迅速，但却容易使社会养成铺张浪费、坐享其成、不思进取的风气，并不见得利于长远的发展。
中原模式则兼采二者之长：存在一定的社会地位差异但不强调贫富分化，社会秩序井然但不靠严刑峻法，生产力逐步提高但不尚奢华，关注现实而不是沉溺于宗教，依靠血缘关系，重视集体利益，不疾不徐，稳中求健，终于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成熟的文明社会——晚期夏王朝阶段，而东方模式和北方模式在互相借鉴对方许多优点后，其主体成分为后来的商和先周社会分别继承。
环境与战争影响早期中华文明
韩建业指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三种模式的形成，虽然有其文化和族体上各自相一致的一面，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自然环境。
总体来看，中国相对独立、广大多样、以两大河流域为主体、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早期中国文化有主体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稳定内敛的特质特征和持续发展的过程，而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又都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
这当中很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气候暖湿引起中原文化的蓬勃发展和早期中国的形成;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气候转冷造成初始文明社会的全面兴起;而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冷期则引发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和成熟文明的出现。
他说，无论是气候转暖或趋冷，相对于地理环境广大多样的早期中国来说，并非整体趋于适宜或恶化，气候变迁本身并不能引起整个早期中国文化的兴盛或衰落，只是为文化变迁提供契机。
关于战争因素对文明进程的影响，韩建业认为，植根于广大深厚农业经济的早期中国文明，短于对外扩张，却长于对内整顿秩序，每一次大规模的内战，就是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一次极端行为。新石器时代的战争提高首领地位、促使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以粗暴的方式使得广大地区短时间内发生文化和血缘的深度交融，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进程。
同时，文明的成长反过来又促使大规模战争的发生，文明化进程每前进一步，战争的程度就升级一次，战争和文明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因此，战争才成为古代中国两件最大的事之一，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韩建业还特别提醒，对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概念问题进行梳理，应当从对考古材料的客观实际出发，在考古研究的实践中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而又可以和国际对话的理论和概念体系，而非“坐在书斋里拿西方的文明起源理论硬套中国的考古实际”。(记者 孙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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