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学的重要母题和原始场景之一，森林象征着富饶、深邃和遥远，令人油然生出向往之情。茫茫林海，千百年才形成的参天大树、奇花异草、昆虫鸟兽和无尽藤蔓，细密微妙的纹理、光影闪烁的动态和高低起落的天籁，将光、水、植物、昆虫和鸟兽连接在一起，将鸟类观察家、地质学家、人类学家、气象学家、植物学家带入到不同层面的感知之中，也让诗人、哲学家、文艺批评家都参与到对其繁复时空的反复审视之中。森林，天然是属于诗歌和诗学的空间。抬眼望去，古今中外无数文艺作品中满是森林苍翠欲滴的凉荫。森林诗学，让我们返归于一个由森林撑起的苍穹下。
岚烟散，云树合
山中多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根据《辞源》所载，汉语“森林”一词，最早见于《文苑英华》：“素晖射流濑，翠色绵森林”。大自然的山川鸟兽林木，原本就是“天地之心”。“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风·桑中》)。在古代中国，森林是男女幽会的场所。我们的祖先，就曾在森林的庇佑下劳作、歌咏、生儿育女、相亲相爱。
中国远古神话集《山海经》中有大量关于森林的记载。如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伏羲攀登天梯、成汤桑林祷雨……“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叶如榖，其实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瘅，可以御火”，建木、扶木、若木、丹木、白木、灵寿树、甘华树、不死树等神树遍布全书，这些神树被认为是天地间人神交往的工具，或者起着天梯的作用，有的就生长于世界的中心。
相传伏羲氏“因龙马负图而出于河之瑞，故官以龙纪，而为龙师……命栗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源泉，毋怠于时”。“水龙氏”，可能是传说中以龙为图腾的时代管理林业的官员。中国先贤拥有多种精细有效的方法，足够处理好人与森林的关系。比如说，中国人习惯于在陵墓与寺庙周围种树，因为他们认定死者的精神与神灵都寄居在树中，这样一来，对寺庙与陵墓起到了双重的保护作用。
在《吕氏春秋》中，详细记有每一时节与森林有关的环保措施，规定正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二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三月“命野虞，无伐桑拓”;四月“无起土功，无发大众，无伐大树”;五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六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不可以兴土功”等。
“万物莫善于木”(刘向：《五经通义》)。燕之菹泽、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俱是丛林草泽。菹泽苍苍，云梦茫茫，森林不是一个客体，不是一个人延伸的自我，而是一种苍茫的混沌。在一片看似杂乱的森林里，每样事物都各在其位，各自显现自身的生存本性。
古人把土地崇拜的场所叫“社”，而以树作社神。闻一多先生对此曾做过考据，“原始时期的社，想必是在高山上一座茂密的林子里立上神主，设上祭坛而已。社一名‘丛’，便是很好的证据。”可见树木繁茂苍郁之处，常是古人的立社之地。在汉语中，“城狐”与“社鼠”具有同样的暗喻意义，就是因为狐鼠常常粘连了土地神的神性，也常以枝叶浓密、生态性混沌复杂的社林为藏身之所。
唐代柳祥在《潇湘录》一书中，写贾秘在古洛阳城绿野中，曾见数人环饮，自歌自舞，这七人正是松、柳、槐、桑、枣等七种树木之化身。杨衍之《洛阳伽蓝记》载，当“神桑”被围观时，惹恼皇帝，即命人杀之，“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血流至地，见者莫不悲泣”。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著作《金枝》中也提到：“中国书籍甚至正史中，有许多关于树木受斧劈或火烧时流血、痛哭或怒号的记载。”森林已成为功德之意象，对森林的敬畏之心，成就了一个高古朴拙的上古精神家园。
《离骚》与《诗经》里，触目亦多葳蕤鲜活的森林，储存了先民与自然相依的真实信息。而在中国的文人笔下，则是另外一番气象，人与森林悄然运化，无牵制，无所累，那是天、地、人生命自然朗现的空灵境界。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鹿柴》)森林在这里是审美的、非对象性的，林间人语并没有打破静默，相反，倒是自足和圆满了一种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宁馨。
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宋朝的文人画抓住了山林的精髓。如果从现在穿越回宋朝，人们可能看不到类似西方那种背着画夹颜料走向田野的画家。宋朝的艺术家并不是身临其境试图复制某一个特定的景色。“相反，他走进一个世界，在那儿徜徉几小时或几天，以便能够感受和吸收整个氛围，然后，他是回到画室作画的。”艺术家们面对森林，心境与画境相互交织，诗心与自然物象、春风秋日流通无碍、亲切应答，才会有树杂云合、山沓水匝的上乘之作。
北宋画家郭熙《山水训》有记：“真山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春英、夏荫、秋色、冬骨，这是从一个画家的视角，借用森林生长的不同特点来描写四季山林景色，是一种源于中国审美精神的特有的艺术形态，正可谓“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
梦想的诗学
“诗歌创造形象。这形象始于愉悦，终于智慧。”(弗洛斯特语)森林，也天然是属于诗歌和诗学的空间。与森林有关的文艺作品，无论是沉静还是热烈、无论是浪漫还是现实，都与天空和大地有关，与黑暗和光明有关，与四季的灿烂和忧伤有关，与创生、原初、繁衍、纯洁、休憩等富有深意的词语有关。
“到林间来听吧，我敢断言：/这歌声饱含智慧”(华兹华斯：《反其道》);华兹华斯一年夏天在康科德附近散步，看见树林里有个身影，“看啊，那是爱默生先生。他看来十分愉快，因为他说过今天的树林里有缪斯女神，在微风中可以听到她的耳语。”“森林”意象是人类生命情感及理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借鉴对象，尤其为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家们所钟爱。对于先验派诗人来说，尤其有一种启迪的力量，激发着物我相融的此在本性。
“森林”这个词本身就具有诗性，如同一个巨大的语言和经验之巢。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提出“契合论”，即是把宇宙造化看作是与人心灵对应相通的“象征的树林”，这样的意境幽深而曲折、神秘又开阔，尤其那首题为《契合》的诗，更被人们称誉为“带来了近代美学的福音”：
自然是一庙堂，圆柱皆有灵性，
从中发出隐隐约约说话的音响。
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
森林用熟识的目光将他注视。
“艺术确确实实地潜伏在自然里，谁能把它从中剥离出来，谁就占有了它。”(里尔克：《艺术家画像》)在云彩、四季、鸟类、野兽和植物世界中，都有着无穷的喻体。森林漫无边际，在森林里，我们会想起诸如“雪野”“冥想”“寂静”“迷失与微明”“生命的流逝”“繁盛”之类与主观情绪相关的符号化词语。尤其在黑暗和光明交织的时候，森林最显深意。黎明、黄昏、暴风雨前的森林，常常能带给我们视界之外的心灵沟通和感应。
更进一步说，在森林的周遭，会形成特有的土壤与河流、物候与天象，表现出喧嚣与宁静、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张力。森林以此启示了美学的丰富性和我们自身经验的完整性，是世界之澄澈状态的隐喻。甚至它还携带着自身的德性，帮助人“穿过幽冥与晦暗”，重新获得一种透彻与明朗。
约翰·缪尔在北美大陆无边的漫游中，感觉山野与森林中“每个隐藏的细胞都伴随着音乐与生命而浮动，每丝纤维都像竖琴的弦般颤动着，香气不断从含有香脂的钟形花冠及叶中弥漫而出。难怪这些小山和树丛是上帝的第一殿堂，一旦愈多的树被砍倒与截断以建造各种大小教堂，上帝就显得愈遥远模糊。也许石质的殿堂也是如此。我们营地这片树林的东边，矗立着大自然的大教堂之一，它是由生气勃发的岩石切割而成……仿佛和树林殿堂一样也拥有生命似的，在阳光的洗礼中震颤着”;当缪尔希望同行的牧羊人也欣赏一下这个富有寓意的风景时，他得到的回答是“只不过是一道峡谷，一堆岩石，一个地面上的洞而已”。(约翰·缪尔：《夏日走过山间》)
山峦叠翠、林海茫茫，由此带来的审美体验，不只是“贯穿了观察者情绪的一种抽象的景观”，而必然是人类历史或人性探求的映照物。约翰·缪尔眼中的森林图景，不再只是静态的、供人观赏的风景，而是蕴含着对人类生活未来希望的探索，对超越精神的追求，以及对大自然的神性之思。
世事的演变与森林风景的奥义，无时无刻不向我们传达着造物主恩威并施的意旨和谕示。大自然的气息弥散在森林之中，沉淀掉所有的暧昧、含糊、纷乱与反常，深切涉及生存及死亡等终极命题，让我们心悦诚服接受正直信念的洗礼：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
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叶芝：《随时间而来的智慧》)
森林中的罪与赎
森林的优美形态、繁复结构、沉静品质，对人类的情感有着天然的熏陶、美化及调整作用，是内心整合的最佳场所。霍桑的《红字》这部经典文学作品，就隐喻了森林与人之间的神秘联系。
在这部小说中，森林象征着“没有屈服于人类法律的荒蛮的、异端的大自然”;虽与现实社会近在咫尺，但是黑暗阴郁，参天古树和无边藤蔓遮蔽了阳光。在小镇居民中间，长久流传着关于森林里有“黑人”和巫婆出没的诸多传闻，只有被视为女巫的斯宾塞夫人，因为用鲜血辟了邪，才敢在森林中随意出入。人们对森林既敬畏又惧怕，将其视为邪恶与罪孽的诞生之源，将“罪人”赶到森林里，是最严厉的惩戒律法。
“让故事的人物进入黑黝黝的大森林会产生危险的气氛”——这是西方经典文学常见的创作手法。然而在《红字》中，这片森林尽管黑暗幽深、人迹罕至，却远没有人们所设想的那般邪恶、可怕，相反，它为解决人类的生理疾病和精神危机都提供了有效途径。
在森林中，社会规则被忽略或无视，原始的自然法则占据了上风。与社会时空有异的秩序，在欧美被称为“绿林法则”，森林就是一个充满自由和反抗的空间。在《红字》中，森林接纳了被社会排斥的海丝特母女，这片荒凉之地就成为她们隐秘的精神家园。
海丝特原本就住在森林边缘，这也意味着她处于无意识的边缘，她的迫切任务，就是使自己得以清醒并解决问题。进入森林，通常能够找回真实的自我，因为森林的繁复无边，给人们提供了反思和领悟的空间。霍桑用四章描述森林对海丝特的召唤与接纳，“森林的路口向她敞开着，她的野性正好和当地人一脉相通，而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又正好跟判她刑的法律相反。”
更重要的是，森林象征着自由和幸福。借由海丝特一家人的林中相见，森林又成为主人公一家的心灵修行之地，成为他们爱情获得新生、前途重燃希望的地方，这也隐喻了森林的母性特征。
当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下定决心与过往断绝时，森林发出了“赞许之声”：“天空射出万道霞光，犹如苍天绽开了笑脸，向阴暗的森林，泻下一片阳光，使枯黄的绿叶变得金光灿灿，连灰暗肃穆的树干也闪出亮光。”这是抛弃孤独或融入无限的时刻，是疲瘁的灵魂被空无濯洗、黑暗被驱散的时刻，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森林与人类命运之间奇妙的关联。
只有“在树林中间，我们回到理性和信仰”(爱默生语)。森林还可以成为深受清教社会法律与制度压制的人们心灵的避难所。爱默生曾经观察到，“商人和律师从街道上的喧嚣和奸诈中走出来，看到了天空和树林，于是又恢复为人了。”在《红字》中就是如此，一家人恋恋不舍，不想离开森林，“回到镇上去的小路是多么可怕啊，海丝特又得重新挑起那耻辱的重担了，牧师又要带上那好名声的假面具了……他们又逗留了一会儿。从来就没有任何金光像这一片黑暗森林的阴暗这般可贵的。”
戴上耻辱红字的海丝特，终于在森林中重新找回了自己失落已久的女性认知，摘下了晦暗沉重的帽子，“满头乌黑闪亮、浓密如瀑的秀发立刻飘洒在肩上”，“她的青春和她各方面的女性美，都从所谓的无可挽回的过去中恢复了。伴随而来的是她少女时期的希望和一种前所不知的幸福……”耻辱和苦恼如释重负般地解脱了，森林深度参与到对人物命运和处境的书写之中，并让他们找回了在现实世界中所失落的本真存在，包括对真实情感的渴求。
在无意识间，森林体现着人类生存的最本真状态，安全感、归属感完全是自然生成。如果按地理学家皮特的说法，人在森林这样的地方，是“自然地、不加故意地体验生存”;大森林及其中的事物，可以在人类心中引发一种令人敬畏的静谧;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就有很治愈性的效果。也只有像森林这样的大地生态共同体，才能给予那些胸含血泪的戴罪之人以抚慰。森林在《红字》中被塑造成一种具有智慧和意志的“引领者”，帮主人公找回身份感与家园感，并赐予他们希望和新生。在这个意义上，森林是大自然为人提供的心灵空地和精神教堂，是脱胎换骨的必经场所，又是对残缺现实世界的补充和完善。离开伤心疲惫的世界——进入某种力量的源泉(森林)——带着促进生命的能量归来，也成就了某种经典的文学样式。
浩大的自然文学空间
奥地利作家施瓦布在《与魔共舞》中说：“这个地球上，最高贵的灵魂就是森林之魂，而这个民族就应该将它所蕴藏的力量归功于它的森林。正由于此，我想说的是，所有的文化都源自于森林，这并不偶然，因为文化的衰落是和森林的毁灭密不可分的。”森林不仅是可利用的资源或者是需要适应的自然力量，还是安全的保证和快乐的源泉，是深深依附和神往的对象，是繁复浩大的自然文学空间。
《阿达》是纳博科夫全部小说中最具阿卡狄亚特征的一部，许多场景都发生在树荫下，在男女主人公交往时，椴树与橡树之间也会发生枝叶交通的感情：“头顶上，一棵椴树的树枝向一棵橡树的树枝伸展过去，像一个绿油油的美女飞着去见她强大的父亲，后者正用脚倒挂在秋千上。”小说中两个夏天的描写，被称为“两首夏季田园诗”和“葱郁的牧歌”。
“在树林里，一个人像脱壳似的脱去了他往昔的岁月，在他一生中的无论任何时期，他都仿佛是个孩子，永恒的青春在树林里”(《爱默生讲演录》)。森林是孩子接受成年仪式的地方，童话的主人公离家之后，脱离父母的庇护，往往会进入森林，此时森林象征着一种自我探索的状态，孩子可能会经历磨难，但那是发现和完善自我的必经之所。从森林中出来后，也许会到达城市或是王宫，甚至是好运连连的密境。
《格林童话》里的许多场景都是发生在森林之中。如《森林中的三个小矮人》《森林中的老妇人》《林中小屋》《狐狸太太的婚事》《技艺高超的猎人》《森林中的圣约瑟》《丛林中的守财奴》等，标画了森林与人最初相遇的“历史性事件”。“大地泛青了，地里长出了鲜花，森林里的树木都枝繁叶盛，绿茵成片。小鸟的歌声响彻林间，树上的花开始落到地上。”(《杜松子树》)“周围是寂静的森林，当夜晚的一轮满月升起来的时候，他牵着小妹妹的手，循着那些在地上闪闪发光的石头向前走去。”(《亨塞尔与格莱特》)森林在童话中的萌芽和显现，是一个安详、温暖、寂静、唯美的世界，花香溢满四野，是人们与童年岁月保持联系的秘密通道。
在古老的历史上，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都曾被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所覆盖。据说，在英格兰中部的瓦立克郡内，松鼠在茂密的森林里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不落地便可横穿整个瓦立克郡。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森林往往作为阴冷僵化的宫廷世界的对立面出现。被流放到亚登森林的老公爵就曾触景生情：“这种生活，虽然远离尘嚣，却可以听树木的谈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一石之微，也暗示着教训;每一件事物中间，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皆大欢喜》)在莎翁的《仲夏夜之梦》中，森林同样被赋予曼妙出尘的色彩，那里是精灵的国度，梦幻的天堂。“当月亮在镜波中反映她银色的容颜，当晶莹的露珠点缀在草叶尖上的时候”，青年人就会溜出家门，相会在森林中。森林是将所有人归于平等的所在。森林中没有身份、地位之别，万物各显其象，各得其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俄罗斯文学素有“大自然检验人性”这一宝贵的文学传统，普希金、费特、屠格涅夫、布宁、普里什文、阿斯塔菲耶夫，都是俄罗斯大自然和心灵的歌手。他们的作品闪耀着俄罗斯广阔原野与大森林的诗意光泽，那里是他们创作激情的源泉。在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中，有一棵体现土地生命力的“树王”，火烧不着斧砍不倒，连油锯都拿它没办法，在居民们眼中，正是“树王”将这座岛固定在河底，连接在一块共同的土地上的，它就是马焦拉岛上的通天树、太阳树，是连接氏族生命血脉的世界之根。只要有它在，也就有马焦拉在，人们的内心就会无比安定。白桦树更是俄罗斯的“仪式之树”，这种长着白色树皮的阔叶树木，已经转化为不能泯灭的思想，进入到一个民族漫天飞雪的梦境和意念中。
喀尔巴阡山脉和波希米亚山脉以北的广大平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森林茂密、山清水秀之地，所以德意志民族称自己为“森林部落里走出的民族”。德国森林的原始与肃穆，构造了德国文化的奇幻光影。当日耳曼部落中的条顿人在森林里击溃古罗马人入侵后，橡木林就被后世看成是这个民族孔武有力且英勇善战的化身。
森林的深沉、丰富和神秘，也赋予了德意志民族丰富的创作源泉。1772年，一群青年诗人成立了哥廷根林苑社，他们经常在森林中创作吟咏，借此创造出一片语言的丛林：一个“可会可感、深微丰美的心之世界”。四季流转，森林中的微妙化境，更激发了他们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自然的向往。如地理学家莱尔弗所说，“某一些地方比其他的地方更真实，而且那种共同感、所属感和‘地方意识’只能出现在那些人和地方之联系深深扎根的地方。”
在《尼伯龙根之歌》这部宏伟史诗中，英雄在森林里找到了希望，找到了无穷的力量，然而又在阴暗的、充满危机的森林里迷失了自己，丧失了生命。森林不只是作为“风景”存在，也是人类特定处境的阐释。
由于森林的边界不易确定，森林便象征着意识与无意识的交接点，是潜意识的象征。这也引发了作家对现实世界中真实人性欲望的追求。大江健三郎的祖母，曾给他讲过森林的故事。森林由众多树木组成，每一棵树都是一个人的生命树，如果你有幸找到了自己的生命树并走到树下，就会遇到将来的自己。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大江写道：“虽在这深幽的森林中长大，每次穿越森林回到自己的山谷，我就无法从那沉闷的感觉中超脱出来。窒息感的核心纠缠着已逝祖先的感情精髓。”此时森林就如一种孤绝荒诞的梦境，令人无法自拔，无力醒来。
森林的风景可以是宁静和温暖的，也可以是阴郁和寒冷的，这和内心状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森林”是灵魂或自我的形象，在向上方、向着光明生长的同时，也不断将根须探向黑暗深处。树向上生长的过程也是向下扎根的过程，树的根须不断朝黑暗深处挺进，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人类对黑暗、死亡和深渊的迷恋。在森林中，主人公必须“面对隐藏在无意识中的被忽视了的自性的各个方面”。
如果没有某种特定的自然环境，人们往往不能定位自己的身份。事实上，当置身故事发生的特殊地理环境或具体的地方时，人们对那些悲欢交集的故事才会有代入感。在川端康成的散文中，随处可见森林的踪迹，美丽、安静，然而在纯净与青涩之中，似乎也蕴含了某种神秘的不安。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则存留着某一时代人类生活与森林之间关联的原初经验，回应着某些历史性的精神境遇。从森林中，作家获取了某种颇为独特的自我意识和创作灵性。
“每个人都是辽阔、不可穷尽的”
森林是人类灵魂的群像，是文明与野性、城市与乡村、现实与幻想、世俗与神圣、意识与无意识的过渡空间，是一个人精神的本源和隐秘的摇篮，是对真理、本源的揭示，是最接近本源之所。“现代性”在世界范围的扩张，造成了现代人“经验的贫乏”，人们已经失去了与“自然”“森林”进行沟通与对话的能力。而在“森林的诗学”这一扩展开的世界中，人与森林都能够更加自足、开阔地存在，尤其帮我们接近某种完整性，这里面包含了灵魂自身的明暗、生死、幸福和命运。
山河大地，泉源溪涧，稽古述今，穿越千年，森林的本真状态和外在价值，体现了一种从有限进入无限、在瞬间体会永恒的境界，塑造出我们反观现实的能力。“次日早晨，当我们走出森林时，在回程的路上，我们看到，都市的世界像是一大片工业的工场，喧嚣、盲目，就像一个巨大的谎言。我们想重新找回那种心醉神迷的喜悦，我们还记得那种感受的鲜明，但是，我们总要重新找回丢失的朗匙。”(鲍赞巴克、索莱尔斯：《观看，书写》)当我们远离现代性的喧嚣，返归于一个由森林撑起的苍穹下，我们就能够与自然和解，与自身和解，让自然和心灵达成相互的抚慰。(作者：刘东黎，系中国林业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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