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容易掉进伤感主义，我希望王琦瑶不要哭得太多。上海女人性格很爽利的，不是黏糊糊的。”上周末，著名作家王安忆现身安福路剧场，与导演苏乐慈、时任上话制作人李胜英共话她的小说《长恨歌》被搬上话剧舞台的18年。从书本到舞台，话剧《长恨歌》是如何成为“票房利器”的台前幕后，引发剧迷和读者的强烈兴趣。4月2日，话剧新一轮演出将再度亮相上海舞台。
字里行间的海派风韵引人入胜，“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一生令人唏嘘不已——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将时代的沧桑变幻同个人命运乖蹇相联系，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其“锦绣烟尘”的一生。2000年小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三年后苏乐慈、李胜英将其正式搬上话剧舞台，由赵耀民担任舞台剧本创作。
“五十岁以后的王琦瑶，也还是非常美丽茂盛的”
打造初版《长恨歌》时，为了展现原汁原味的上海风情，主创把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所有上海籍的女演员挑了出来，最终选出了“女一号”张露。“王琦瑶，是很多女演员梦寐以求的角色。”苏乐慈回忆，当时整个剧组已经进入排练，还有女明星捧着花等候在排练厅外想毛遂自荐。身为原作者的王安忆始终和话剧创作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记得提过一个意见，第三幕的王琦瑶造型太老气了，其实五十岁的女人还是非常美丽茂盛的”。
因为美丽，王琦瑶一生中有过很多机会可以面对选择，改变命运的轨迹。同时，“小说里有着诸多流行文化元素。”王安忆转述作家陈村的评价，“比如选美、婚外情、姐弟恋等都是大众爱看的。但我个人希望，《长恨歌》能避免成为肥皂剧式的戏剧桥段。”
相对于避免“肥皂剧”化的处理手法，王安忆更提醒改编者：“《长恨歌》容易掉进伤感主义”“我希望王琦瑶不要哭得太多”。她曾对香港著名话剧女演员焦媛塑造人物时提出两点建议，“整部戏，只要哭两场就够了，一场是李主任死去时，一场是被老克勒抛弃时”。王安忆认为她笔下的王琦瑶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女性，当她主动成为李主任的“金丝雀”这个情节出现后，王琦瑶就是一个有征服感的女性。
“她对命运是有野心的，不是单纯能用爱去解释的。王琦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侮辱、被损坏的女性形象。”王安忆说，“从某种程度上看，王琦瑶是一个‘坏女人’。可现在的演员都是好孩子，不太愿意把她演成‘坏女人’。”
不焦虑互联网时代的文学阅读，但沪语版本没有演“很可惜”
走上话剧舞台18年来，从张露、沈佳妮到朱杰，“王琦瑶”的舞台形象也经历了一次次改变，每一代读者和观众心目中都有了不一样的“王琦瑶”。而不断复排中，上话版《长恨歌》几乎每一轮开票都是“一抢而空”。其中固然有文学底本的魅力，但在舞台创作中，唯精益求精才能打动人心。
很少有观众知道，编剧赵耀民的《长恨歌》舞台剧本写了18年，为每一次复排重新修改打磨剧本。更鲜有人知的是，赵耀民还写过一个沪语版本的《长恨歌》，“考虑到剧院没有那么多上海籍演员，一直就没演”，每每说起，苏乐慈和王安忆都觉得“很可惜”。
回忆起台前幕后的点点滴滴，苏乐慈说，在做第一版话剧《长恨歌》时，要求每个演员都要认真读原著小说，她还特别摘出了小说中关于上海风物风情的描写，让演员切切实实地去感受“什么是上海”。“《长恨歌》的风情，在于每一个生活在上海的人都能融入想象，甚至代入某些场景。”苏乐慈对舞美要求苛刻，“上海城市在变化，人们的生活节奏在变化，所以每一次复排都希望舞台呈现也能够与时俱进。”
《长恨歌》新一轮演出即将启幕。这一回主创仍然希望，观众能在走进剧场前或者之后，去读一读王安忆的原著。面对互联网冲击下严肃文学阅读是否式微的问题，王安忆倒没有对“碎片化阅读时代”产生更多焦虑。“我身在其中不是那么悲观，因为我的小说销量反而在增长。”王安忆说，“有了互联网，我的小说抵达了二三线城市，读书的人倒是比原先多了。作家如果能找到知音，是很幸运的。”(童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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