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在人类社会被用作驮兽已逾数千年。最早的家驴，在距今6000—5000年时由非洲野驴驯化而来，主要用于驮运。在家马出现之前，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被普遍使用在商业贸易中，青铜和铁器时代则广泛出现于近东地区的贸易路线上。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将驴作为驮兽使用带到了欧洲和西亚。现代遗传学研究表明：中国现在的家驴，皆有着非洲驴的起源。然而，4000年前我国无任何驴遗存发现。至今，学者对其如何扩散至东亚的进程仍不清楚。
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驴已经出现于匈奴。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驴作为运输工具越来越多地见诸于历史文献。曾有报道称汉昭帝(公元前94—74)陵墓中有驴遗存。到了唐代，驴不仅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驮兽之一，也广泛地用于唐代社会的商业、军事和官方运输。唐代普通百姓骑驴很常见，但在高等级的人群中却极为罕见。迄今为止，唐墓未发现驴的实物遗存而仅见两件唐三彩驴俑。据《旧唐书·郭英乂传》和《新唐书·敬宗本纪》记载，驴鞠——这一独特的女子体育运动，即骑驴打球，却频繁出现于高等级人群乃至皇家的生活之中。遗憾的是，长期无考古实证。
2012年5月，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掘了位于西安雁塔区曲江万科的唐代墓葬。根据墓志，墓主为唐博陵郡夫人崔氏，系晚唐泾原、镇海节度使周宝之妻。她死于公元878年10月6日，享年59岁，葬于公元879年8月15日。该墓曾经被盗。墓中出土的大量遗物，包括了铅马镫和大量散落在墓室的驴骨和牛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复旦大学、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对该墓出土驴骨进行了综合分析，如：形态观察和测量、AMS-14C测年、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利用Micro-CT开展的肱骨生物力学分析等，为我们深入了解唐代驴的使用及其社会功能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驴骨的形态观察和测量数据表明：墓中至少存在三头家驴。三个跖骨的尺寸，小于以色列青铜时代中期(1700BC—1550BC)的驴骨，以及大部分的现代家驴。驴骨和牛骨的年代分别为公元856—898年和公元807—882年，与墓志上的墓主人埋葬年代相吻合，表明这些动物应与墓主人同时下葬。两例跖骨的同位素数据有所不同，但皆显示两者摄取了相当量的C4植物和C3植物;结合历史文献推测，其饲料可能来源于稻、豆和粟类农作物的副产品。三头驴的肱骨的骨干剖面结构，较现代家驴和野驴更为椭圆;该特征反映了骨干在某一方向上受到了长期持续而又繁重的机械负载，如拉车、拉磨或驴鞠时的急转弯等。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晚唐墓葬中罕见动物遗存。但此研究发现，常与低等级社会地位相关联的驴，却异乎寻常地出现于晚唐的贵夫人墓中。这究竟为何呢?
研究显示：崔氏墓中的驴，体型较小，运动模式异常，并且得到了很好饲喂。我们推断：体型较小的驴，不太适于作为交通运输工具使用，更可能满足于其他目的。驮兽运输时缓慢而稳定的步态所造成的骨干形态，明显有别于长期处于加速、减速和急转弯运动的动物。而崔氏墓中驴肱骨的形态特征，显著异于现代非洲野驴和家驴，表明其可能并非用于简单的驮运任务，而更可能因驴鞠运动中常出现的运动速度和轨迹变化所致。而崔氏墓中铅马镫的存在，则更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推测。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结合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及崔氏的家庭背景，我们的推论则进一步夯实了。打马球，即击鞠，是唐代皇家和贵族世家喜爱的娱乐活动，被历代皇帝所推崇、倡导和参与。打马球的场景，就曾出现于陕西乾县乾陵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壁画上。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对马球极其狂热，甚至利用马球比赛选用藩镇重臣。唐代诸代帝王对击鞠的喜爱，使得社会上层对其也趋之若鹜。《新唐书·周宝传》记载，崔氏的丈夫——周宝，非常善于打马球，并曾因此而丧一目。受此影响，皇家和上层社会的女性也十分喜爱击鞠。唐代陕西的墓葬，就曾出现过女子打马球俑。然而，考虑到马球对抗的激烈性和危险性，许多女性选择性格相对温顺、体型较小、速度较慢的驴以代替马。由此，驴鞠也就应运而生。根据崔氏的社会阶层背景，以及其家庭对马球的熟悉程度，崔氏很可能生前就非常喜爱并参加过驴鞠。基于“视死如生”的理念，使用驴陪葬，是冀望其在死后生活仍得以继续开展驴鞠运动。
此研究首次为唐代驴鞠的历史记载提供了可靠的考古证据，深化了人们对于驴在古代中国社会中作用和功能的认识。(作者：胡耀武系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教授，胡松梅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军凯系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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