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不赞成将“王安石变法”说成北宋由盛转衰转折点的看法，因为事实上，北宋根本不存在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北宋其实是在鼎盛之时突然覆灭的。需要说明的是，北宋灭亡，或者说，南北宋之分，只是后人的说法，历史上的两宋其实是一个整体，国祚是延续的。不过，对于赵宋王朝而言，靖康之变的确是一场天大的国变，导致宋室南迁，疆土减少近半。所以我们这里还是沿用习惯说法，将靖康年间宋徽宗与宋钦宗被俘视为北宋的灭亡。
事实上，当时宋王朝不管是军事的成就、疆域的扩张，还是文化与经济的表现，都处于巅峰状态，不见衰败之象。
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朝的人口过亿，东京生活着超过一百万的市民。尽管山东、江南几乎同时发生了宋江与方腊的民变，但很快就被招安或剿灭。从繁荣似锦的市井风貌，人们完全看不出大祸将至的征兆，《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东京梦华录》所讲述的，都是宋徽宗时代的如梦繁华。宣和年间还诞生了几部文化艺术史上留名的著述，如《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宣和北苑贡茶录》《宣和牙牌谱》《宣和石谱》，反映出宋朝文化的繁盛。
此时，宋朝的领土也在扩张中。对反复无常的西夏国，宋人以前基于后勤补给的吃力，一直无法在前线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但后来终于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战术，那便是“进筑”加“浅攻”，一寸一寸蚕食西夏，让西夏人大惊失色：“唱歌作乐地，都被汉家占却，后何以堪?”宣和元年(1119)四月，宋师攻克西夏横山之地，征服西夏指日可待。
可惜，随后宋朝与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部落结成“海上之盟”，定下联金灭辽之策，战略重心转移至北方，放过了经略西北的历史机会。
不过，尽管宋朝军队在征战辽国时破绽百出，最终还是在宣和五年(1123)四月，收复了被辽国占领一百余年的燕云故土，实现了自太祖立国以来，列祖列宗念兹在兹的梦想。宋徽宗洋洋得意，命大才子王安中制“复燕云碑”，立在燕山府延寿寺，宣示自己的不世功业。
如果没有后来的靖康之耻，宋徽宗大概会成为赵宋王朝最伟大的君主。然而，正是在联金灭辽的过程中，宋朝军力疲弱、兵不能战的致命问题暴露在金人眼皮底下，金人惊喜地明白了一件事：“贵朝(宋朝)兵将与亡辽士马优劣可见，亡辽与本朝士马胜负明知”，乃生出挥鞭南下、牧马中原之心。此时辽国已亡，宋朝北境失去屏障，再不能阻挡金兵铁骑驰骋。其实早在宋徽宗意欲与女真结盟之时，已有臣僚反对联金灭辽，认为“契丹，与国(友邦)也;女真，强敌也”，一旦女真灭辽得逞，势必“席破燕之威，长驱而南”，到时候，“王师克与不克，皆未见其可”。
历史确实如此。宣和七年(1125)，金主完颜晟寻了一个借口，派遣大将完颜宗望、完颜宗翰统率大军，从东西两路南下伐宋。宋徽宗闻讯，吓得将皇位内禅给儿子赵桓(宋钦宗)，自己带着皇子、帝姬、内侍跑到南方避祸。赵桓临危受命，于次年改元靖康，并斩杀童贯、朱勔，赐死李彦、梁师成，放逐蔡京，罢黜王黼，祸国殃民的“六贼”终于被清算。
靖康元年(1126)正月，完颜宗望率领的金国东路大军直抵开封城下。幸运的是，在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李纲的组织抵抗下，金兵未能破城。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影响了后面历史的小事：完颜宗望久攻开封城不下，便迫宋廷议和，索要金帛以及太原(今山西太原)、河间(今河北沧州)、中山(今河北保定)三镇，并以一亲王为人质。康王赵构主动请缨，说他愿往敌寨为质。正月十四日，赵构进入金营;二十余日后，居然被放了回来。
完颜宗望之所以放走赵构，是因为他怀疑赵构是假康王：“康王留金营，与金国太子同射，连发三矢，皆中筶，连珠不断。金人谓将官良家子，似非亲王，岂有亲王精于骑射如此?乃遣归。”金人以为宋朝亲王尽是娇生惯养之辈，康王箭术如此了得，定是冒名的亲王，所以将赵构放回去，换了肃王为人质。其实赵构真的是习得一身骑射武艺。如果当年金兵扣留住赵构不放，后面南宋的历史显然就要改写了。
开封城被围未久，京畿河北制置使种师道率领的精锐部队——西军已经赶至京师勤王，完颜宗望破城无望，既得宋廷许割太原、河间、中山三镇，又得肃王为人质，便引兵北退。宋钦宗总算松了一口气，南下避祸的宋徽宗也回到了东京。
对于割地的城下之盟，宋廷又生出悔意，拒不交割三镇，于是在靖康元年八月，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再次统率大军攻宋，来势更为凶猛。十一月，又是完颜宗望率先一步攻至开封城外，驻兵于南薰门外的青城。从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完颜宗望兵临开封城下，到次年四月一日金人退师，虏二帝北去，宋朝汴京的君臣士庶历经了四个多月的凄风苦雨。
金兵南下之时，宋钦宗派康王赵构为正使、刑部尚书王云为副使，至河北金营使金讲和，求金人缓师。十一月二十日，赵构一行行至磁州(今河北邯郸)时，磁州守臣宗泽对康王说：“肃王去不返，金军已迫，复去何益?请留磁。”血勇的磁州人又认定王云为金国奸细，竟然动手杀了他。赵构遂停止前往金营。此时完颜宗望已经醒悟过来，明白康王正是他们灭宋的最大障碍，也派兵追截康王。民间传说，危难之际，磁州崔府君庙的泥马驮着赵构渡过了黄河，方得脱险。这便是“泥马渡康王”的故事。
靖康二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宋高宗)，改元建炎。建炎元年(1127)秋，随宋徽宗北狩的宋朝官员曹勋，寻了一个机会逃脱，辗转回到南京，并给宋高宗带来徽宗口信：“(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这是宋徽宗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嘱托，也算是给宋王朝留下了一抹文明的底色。(吴钩 作者为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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