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曾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中说，哪里有恐惧，哪里就有爱。一段时间以来，这本书一下就击中了读者的“软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与疫情有关的非虚构和虚构作品，引起了读者的热切关注，疫情文学阅读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
《花冠病毒》，旧书网喊价800元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让读者不由想起2003年的非典，中国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花冠病毒》甚至一度成为热搜，在旧书市场价格更是一路攀升。
许多读者重新捧起《花冠病毒》，他们被书中关于病毒形态及其杀伤力的描写所震撼。而书中有关封城、市民抢购等的描写，和现实似有惊人的“对应”之处。“12年前买的纸质书，过年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又看了一遍，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不少读者在微博提到了阅读感受。
《花冠病毒》于2012年2月首次出版，关于这本书的销售，中南博集天卷副总编辑毛闽峰说，目前该书版权已不在博集天卷，不过他提到，在疫情初期消化了不少《花冠病毒》库存。更让人吃惊的是，《花冠病毒》2012年版，在孔夫子旧书网最高喊价已达800元，还有500多元、400多元、300多元等不同价位图书在售。在京东图书，二手书价格也高达200多元至300多元。
“20NN年3月。一种来历不明的病原体强烈袭击燕市，初步命名为花冠病毒。主要症状是发烧、咳嗽、血痰、腹泻，全身各系统崩溃。罹患人数达数千，死亡病例累计已数百。”书中的文字描写被网友们惊呼为“神预言”，而毕淑敏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没想到在她有生之年如此凶险的疫情会再度来袭。“尽管我曾经用文学进行过吹哨，但我曾想这一幕再度重演，我应该是在天堂里了。”
2003年非典来袭，中国作协组织8人作家团在非典一线进行采访，这个采访团中只有毕淑敏一位小说家，其他都是报告文学作家。毕淑敏回忆说，她并没有像有的作家一样写下请战书，但中国作协看上了她，一是因为她当过兵，二是她曾是医生，有专业背景。毕淑敏说，当年作协电话打来的时候，家里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那个时候她的妈妈正身患重病，需要照顾。
至今想来，毕淑敏记忆最深刻的是，每天晚上列席北京市防疫会议，“会开得惊心动魄，讨论各种复杂关键的防疫问题。比如是否要把疑似病例确认为确诊病例。”开完会，毕淑敏从台基厂走到长安街上，曾经充满生机的大街，死一般寂静，人类的悲壮感冲撞着她。
报告文学作家基本在一年内完成作品，但毕淑敏沉思了整整8年。8年当中，她一直在想到底从什么角度写人类和病毒的战争。等待写作灵感是痛苦的，当年梁万年博士送给她一套隔离服，她保存了8年，“小说还没写完，我时不时拿出来穿在身上感受一下。”陈薇院士当年送她干扰素，说她到一线采访用得上，这两个小瓶子同样保存了整整8年，药品虽已失效，但这些一线采访留下来的实物，“我一看再看，提示自己使命尚未完成。”
写作过程中，毕淑敏读过人类进化史、人类瘟疫史、人类灾难史等大量相关著作，她记不清自己在梦里看到多少次病毒，那本《病毒学词典》，她写完小说后决然扔掉，再不想看到那些病毒的模样。曾经的经历更让毕淑敏坚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绝非偶然事件， “病毒会一再和人类血战，和人类多次交锋。这是我们逃不过的劫难。”
一个月后，《花冠病毒》将再版上市，出版社到底是哪家?毕淑敏说是一家中央级出版社，出版方想暂时保密。
《鼠疫》《血疫》双双加印5万册
2020年春天，国外作家关于疫情的作品，同样成为焦点。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发展，法国出版界突然发现，法国文学家加缪的著名小说《鼠疫》销量突然上升，比去年同期翻了好几倍。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加缪代表作《鼠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成为疫情期间当当网新上榜的图书，这三本书占据了热销电子书top20的三个席位。而在北京开卷虚构类畅销书榜单中，《霍乱时期的爱情》位列第11位，为该书历史上最好的位次。北京开卷相关负责人分析原因时表示，当“疫情”遇上“爱情”会发生什么，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
这些书更是不约而同在各大好书推荐榜上不断出现。一位中国读者在微博上说：“一个星期前就下载了《鼠疫》，临时加入阅读清单的。”科幻作家陈楸帆疫情初期就重读了《鼠疫》，他说人们可从书中所记述的大瘟疫中汲取力量和经验教训，进而反思自己的生活，以及整个社会层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面对如此现象，北京开卷相关负责人认为，疫情文学不仅出现在各类推荐书单中，媒体也喜欢引用相关的内容，所以在市场宣传层面上提高了这些书的曝光度，关注度自然也就提高了。而读者身处这场疫情之中，自然也关心这个话题，所以寻求相关书籍成为一个趋势。
对读者疫情文学阅读需求的攀升，出版社快速做出反应。来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最新消息，《鼠疫》刚刚加印了5万册，将于近期正式上市。《血疫》也刚刚加印了5万册，即将投入市场。
如果不写，才是灾难
“如果不写，才是灾难，这意味着忘记。”诗人、作家于坚面对疫情，发出了汉语写作者的宣言，他还说，如果没有那些见证、记录，奥斯维辛也许还会再次发生。对于作家而言，灾难文学如何书写，同样是个问题。
疫情发生以来，作家须一瓜的《白口罩》比平日受到更多的关注。书中写一场瘟疫突然暴发，一夜之间几乎所有人都戴上了白口罩，恐怖到不真实的气氛笼罩全城，灾难中人性显露殆尽。有读者评价，该书让人在某种程度上噩梦重温。噩梦中，你会感到作家审视到人性深处时候，既充满希望，又无限悲凉。尽管如此，须一瓜提醒，作家对灾难的写作不应一哄而上，不是写急就章，而是需要倾注思想和情感，需要时间来沉淀。“小说是慢的艺术，发酵的艺术，需要再回首、再思考，就像是酿酒的过程，酿得好了，可能是美酒，酿得不好，可能会发酸。”
在毕淑敏看来，写灾难文学、疫情文学是作家的使命和职责所在，但经验告诉她，没有第一手资料，没有亲临一线的感觉，很难写好。那段非常岁月，毕淑敏采访了梁万年、陈薇这些专家领导，也采访了外交部长李肇星，更采访了大量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康复的患者、殡葬工人，亲历了当时抢购的情况。毕淑敏说：“作家不能隔岸观火。”
身在广西的作家东西则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是预告灾难的人，他们常常虚构未曾发生的灾难，这不是诅咒，而是一种警示。而灾难发生后的写作大都是反思。如果作家对这两者都无感，那说明这个作家与灾难题材无缘。他说：“当我们真的写不出优质的灾难文学时，不如就喊一声：加油!这比硬写、瞎写、乱写要强。”
身在武汉的作家宋小词坦言，疫情发生以来，荒诞、无奈、疼痛、分离、真诚、牺牲、成全、坚守汇成波浪一次次撞击她的胸口。“我可能会写，只是我不知道它们何时流淌出来。”(路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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