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适老化改造还存在偏差

健康码是疫情防控期间个人出行的重要电子凭证，但健康码主要通过手机生成，这对不熟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来说，是一个挑战。据媒体报道，这个问题已受到多地的重视，并着力解决，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已推出老年人刷身份证核验健康码服务，手机不再是必须项，这大大方便了疫情防控下老年人出行、就医等日常活动。

把健康码融入人人都有的身份证，既消除了使用智能手机的不便，又没有新增其他介质或载体，还具有普遍的适应性，这种集成化的方式巧妙而有效。联系有关政策来看，去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要求不得将健康码作为人员通行的唯一凭证，对老年人等群体可采取凭有效身份证件登记、持纸质证明通行等替代措施。“身份证+健康码”消除了手动登记和打印纸质证明的环节，进一步降低了老年人的负担，可以说是更加精细化、人性化地落实了国家政策。

健康码多样化使用只是公共服务适老化改造的内容之一。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多领域的技术运用在适老化方面，还存在偏差。就在近日，《光明日报》刊文讲述了北京大学一名教授93岁高龄的父亲在银行的经历：为了核验身份，老人被家人送到银行，在所谓的智能终端面前颤颤巍巍地接受人脸识别，多次未果后，银行经理才同意去柜台窗口办理有关业务。银行的做法让人难以理解，人都到现场了，其他身份证明不能核验吗?如果人脸识别如此重要，为什么不能远程识别验证?无论如何，技术应该是用来解决痛点而不是制造难点的。类似的事例说明，全社会范围内的适老化改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每个人都终将老去，适老化改造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保护老年人权益，技术要添彩，不能添堵。期待各地各部门都能参考“身份证+健康码”的做法，围绕老年人的现实需求，充分发挥技术优势，通过科技创新让老年人在数字社会中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凌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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