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
在市场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支持程度与国家政策的落地效果密切相关。
近期，上市银行陆续披露了2018年年报。其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以下统称“五大行”)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下称“净利润”)合计达10088亿元，平均每天盈利27.64亿元，可以称得上“日进斗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统计发现，五大行在利润大幅增长的同时，对于存贷款之间利息差额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有3家银行的净利息差呈现增大趋势。
此外，在2018年新增的5.13万亿元贷款中，个人住房贷款额度达2.53万亿元，几乎占据了新增贷款的半壁江山;对房地产行业贷款也在大幅增长，除交通银行外，另外4家银行对房地产行业贷款净增长均在千亿元左右。
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相反，五大行对于制造业的贷款整体在减少。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对制造业企业的贷款分别减少586亿元、529亿元、459亿元、109亿元，只有交通银行保持增长。
这也引发了一些业内人士的讨论：在存款利率上升幅度不显著的情况下，净利息差越大，意味着贷款者的成本将越高。加之大量贷款流入非金融领域重点支持的房地产业，五大行对实体经济，尤其是符合高质量发展方向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到底有多大?企业的融资成本如何能降下来?2019年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的目标还能否顺利实现?中国银行业，尤其是五大行，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能不能达到中央决策层的目标和要求?
五大行到底有多赚钱？
两桶油、五大房企均远逊五大行
五大行2018年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4.66%，增幅比2017年提高0.5个百分点。
按照2018年净利润排名，从高到低依次是工商银行(601398.SH，1398.HK)净利润2977亿元，建设银行(601939.SH，0939.HK) 净利润2547亿元，农业银行(601288.SH，1288.HK)净利润2028亿元，中国银行(601988.SH，3988.HK) 净利润1801亿元，交通银行(601328.SH，03328.HK)净利润736亿元。
从2010年合计约0.54万亿元到现在过万亿元，五大行净利润8年间增长了87%。
按照年度净利润数量级对比，和五大行体量比较接近的非银行类上市公司，只有中石化和中石油。但如果比较近8年的利润增长，即使是占垄断地位的两桶油也完败于五大行。
2010年，两桶油净利润合计2106亿元，五大行利润总和5383亿元，两桶油净利润合计是五大行总和的39%，比五大行的利润总和少3277亿元。到了2018年，两桶油净利润1157亿元，只有五大行净利润的11%，相差近9000亿元，差距越拉越大。
2010年时，中石油年度利润和建设银行相当，中石油当年净利润1399亿元，建设银行1348亿元，中石油比建设银行还多51亿元。2018年则完全相反，建设银行的净利润增至2547亿元，而中石油的净利润已降至526亿元，建设银行的净利润已是中石油的4.84倍，两者相差2021亿元。
两桶油不灵，五大房地产公司也不在话下。
中国最大的5家房地产企业，碧桂园+中国恒大+融创中国+万科+保利地产， 2018年的净利润总和为1411亿元，仅为五大行净利润总和的14%。
如前所述，五大行中，除交通银行的净利润未达千亿元外，其他4家银行的净利润都超过了千亿元，即使是排在倒数第二的中国银行净利润高达1801亿元之多。也就是说，除交通银行外，五大房企的利润总和比不过其他4家银行的任何一家。
毛利率最高、最不愁销路的贵州茅台更是无法与五大行相比。2018年，贵州茅台的净利润为352亿元，即使是五大行中体量最小的交通银行，其净利润也是贵州茅台的两倍;利润最高的工商银行则是贵州茅台的8倍。
2017年时，五大行净利润之和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的28%，比全部232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净利润之和高383亿元。
万亿利润哪里来？
五大行利息净收入占比达73.77%
五大行2018年获得如此靓丽的利润数据，谁是最大的贡献者?
2018年，五大行贷款余额增加8.53%，利息净收入增加7.7%，增幅比2017年下降了1.18个百分点。
五大行2018年利息净收入为2.02万亿元，占营业收入的73.77%，创出近3年新高(编者注：比2017年高0.3个百分点，比2016年高3.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五大行对于“牌照红利”的依存度在提高。
农业银行对利息收入依赖最重
从国际经验来看，利息收入占比越高，应对利率市场化冲击、抵御经济周期冲击能力越弱。国际大型银行利息净收入占比在55%～60%左右，而国内五大行中，除了交通银行占比61.56%外，另外4家银行占比都在71%以上。在国内银行的对比中，五大行的利息收入占比也明显高于股份制银行。
反映银行盈利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是净息差(编者注：净息差=利息净收入÷生息资产平均余额×100%，净息差越高，说明贷款效率越高，与制造业中的净资产收益率有些类似)。2018年，五大行净息差均有增长。
以五大行4.5万亿～15万亿元的贷款规模，净息差即便只增加一点，对净利润影响也是巨大的。
净利息差增大，工行、农行、建行赚钱更容易
而另一个指标表现银行吸收存款和放贷间差距的指标，是净利息差(编者注：指平均生息资产总额的平均收益率与平均计息负债总额的平均成本率间的差额，也有银行称为净利差，本文统一称净利息差)。差距越大，银行越容易获得收益。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2018年净利息差全部呈增大态势;交通银行2018年净利息差微降0.01个百分点。
中国银行未公布此指标，但其贷款利息率增长高于存款利息增长率。公告数据显示，中国银行客户存款平均利率从2017年的1.52%升高到2018年的1.63%，客户贷款平均利率则从3.91%升至4.22%。
在存款利率上升幅度不显著的情况下，净利息差越大，贷款者的成本将越高。
上述现象或已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上布置下半年要重点做好的四项工作中，第一项就是鼓励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利息收入占比提升时，最能体现银行中间业务盈利能力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一般会呈现下降趋势。例如，20162018年工商银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从21%降至19%;农业银行同期下降最多，下降4.92个百分点，至13.05%;交通银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最高，近3年都在20%左右。
为什么一半新增贷款都流向了楼市？
个人住房贷款净增加2.32万亿元
截至2018年底，五大行个人贷款余额占比39%，比年初提升了1.91个百分点;对公司贷款余额占比59%，比年初下降了2.53个百分点。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贷款余额总量的30%，比年初提升了1.76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个人贷款余额占比的变化，与各部门贷款净增量密切相关。
2018年五大行新增贷款4.54万亿元，对个人贷款增加2.77万亿元，个人新增贷款占新增贷款总额的61%。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净增加2.32万亿元，占新增贷款总额的51%。
2016年、2017年，五大行新增个人住房贷款占新增贷款总额的67%、53%，2018年的占比虽然下降，但仍占据半壁江山，且多数流向个人。
央行数据显示，虽然增速回落，但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仍呈快速增加态势。2018年末，全社会人民币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加17.8%，增速回落4.4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计算五大行年报数据，显示五大行2018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增加15%，增速回落3.9个百分点，略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
建设银行似乎对个人贷款情有独钟。2018年，建设银行对个人贷款净增6777亿元，对公司贷款减少了94亿元。近3年，该行对个人贷款净增加2.05万亿元，对公司净增加0.99万亿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有余。2015年，建设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和增量就保持在同业首位。2018年，其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仍居同业首位，净增加5917亿元。
工商银行2018年个人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为39%，比年初增加了两个百分点。去年工商银行对个人新增贷款6911亿元，其中94%是个人住房贷款，净增量居同业之首。
交通银行对个人和公司的新增贷款分别为2257亿元和492亿元，前者是后者的4倍有余。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占2018年新增贷款的40%。
五大行均称，对个人住房贷款是满足自住房需求。
业内人士认为，个人购房者由于有住房抵押给银行，坏账率非常低，因此银行非常倾向于扩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
2018年，五大行对个人贷款的不良贷款率(编者注：不良贷款率=期末不良贷款余额÷期末客户贷款总额×100%)为0.41%～0.94%，而对公司贷款的不良贷款率则达1.78%～2.37%。
最大金主房地产
五大行对房地产行业贷款净增加4383亿元
2018年初，监管层严控银行信贷和信托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房企融资难度增加。
不过，五大行对房地产行业的态度颇为一致：除个人住房贷款净增加2.32 万亿元、占新增贷款总额的51%外，2018年对房地产行业贷款(编者注：包括发放给主营业务为房地产行业企业的房地产开发贷款、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等)也大幅增长。
工商银行对房地产行业贷款净增加最多
2018年，五大行对房地产行业贷款净增加总额为4383亿元。
工商银行对房地产行业贷款净增加最多，达1103亿元。对此，工商银行称，该行择优支持棚户区改造贷款业务，开展租赁住房业务等，对商用房开发贷款和商业性棚户区改造贷款业务则从严控制。
建设银行对房地产行业贷款净增加1080亿元。该行称，其重点支持普通商品住房项目;农业银行对房地产行业贷款净增加979亿元;中国银行对房地产行业贷款净增加949亿元。这3家银行与工商银行的数据基本接近。
交通银行对房地产行业贷款净增加最少，为272亿元。交通银行称，公司在2018年开展了房地产等领域风险排查和监测，建立“僵尸企业”滚动排查和减退压降机制。同时，交通银行认为，2019年需要警惕债务压力较大的房地产企业存在的风险。
中国银行业协会联合普华永道发布的《2018年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对2380位银行家的调查显示，尽管地产公司抵押担保品大部分时候是土地储备或楼宇，理论上是中国较优质的担保品，但依然有45%的银行家认为2018年信贷投资应该首先要限制房地产行业。
银行严控产能过剩行业贷款投放
与对房地产业的“青睐”不同，五大行2018年虽加强对高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的融资支持力度，但除了交通银行对制造业贷款维持净增加外，其他4家银行对制造业贷款出现净下降，呈现收缩态势。
建设银行2018年对制造业贷款净减少586亿元，居五大行之首。自2015年开始，建设银行的制造业不良贷款率从3.71%升至5.89%。此后，该行对制造业贷款余额开始下降。建设银行公告显示，2018年，该行对企业实施名单制管理，产能过剩行业贷款余额年内减少了57亿元。
同期，工商银行对制造业企业贷款减少529亿元，农业银行对制造业贷款减少了459亿元，中国银行对制造业企业贷款和垫款减少了109亿元。
工商银行称，该行加强了对高端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2018年在先进制造业、物联互联领域的贷款增长较快;农业银行则进一步明确火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行业预警区域划分和光伏扶贫电站准入标准;中国银行称，其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和严重产能过剩行业贷款投放，对先进制造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大力支持。
银行对制造业贷款净减少，或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
2018年，除交通银行外，另外4家银行都公布了对各行业贷款的不良贷款率。4家银行的公告数据显示，制造业不良贷款率高居各行业第二名。
以工商银行为例，20122018年，制造业不良贷款率从1.61%提升到5.76%，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虽然也从0.88%提升至1.66%，但信用风险还是较低。
工商银行在年报中介绍，制造业不良贷款增加，主要是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理念以及产能严重过剩领域部分企业经营情况下滑，贷款违约所致。
今年对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的目标能实现吗？
去年五大行对小微企业贷款均有增加
虽然2018年对公司贷款减少，但五大行均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力度。
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近两年颇受社会关注。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我国38.8%的小型企业和40.7%的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另有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微企业正规部门融资缺口率达43%。
李克强总理在作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扩展普惠金融业务，规范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在当年3月19日印发通知，要求大型银行努力实现“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有贷款余额的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截至2018年末，工商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3217亿元，对小微企业新增贷款492亿元。当年累计贷款平均利率4.95%，与个人住房贷款基本利率大体相当。
业内人士认为，4.95%的利率对小微企业来说确实不高，“上市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借款，比如上海电气给天沃科技的借款，利率也在6%左右，比工商银行的平均利率还要高大概1个百分点。”
建设银行普惠金融贷款2018年增加了2125亿元，至6310亿元，余额和新增均居行业首位。建设银行称，截至2018 年末，该行“小微快贷”累计为55万客户提供了超过7100 亿元贷款。
农业银行2018年符合银保监会“两增两控”[编者注：“两增”即单户授信总额1000 万元以下(含)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有贷款余额的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两控”即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包括利率和贷款相关的银行服务收费)水平]监管口径贷款增加1107亿元，至4937亿元。农业银行称，截至2018 年末，该行共推出小微特色信贷产品130 余项。
中国银行同期的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3042亿元，全年普惠金融贷款增长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交通银行2018年给予小微企业贷款年内新增778亿元，至1.41万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位居五大行首位(编者注：五大行中，中国银行未公布对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而是公布了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从增长速度看，建设银行的增速最快。2018年，交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5.81%，工商银行增长18%，建设银行增长51%。同期，中国银行普惠金融贷款增长12.26%。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西省分局局长张智富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小微企业信贷是金融部门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的重要着力点，有望成为银行机构主要利润增长点。
同时，他也强调，小微企业普遍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财务管理不够规范、信息透明度不高的问题，使得银行机构出于风险防范和经营成本管理而谨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交通银行在年报中也提出，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存在一定下行压力，部分领域潜在风险的防控任务较重，对部分民营和小微企业盲目扩张可能引起的信用风险应加以关注。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部长通道”上答记者问时说：“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庭阳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7期)
银行如此赚钱 融资焉能不贵
关浣非
2018年仍是中国银行业获利颇丰的一年，整体银行业净利润达1.83万亿元，其中国有六大行(工、农、中、建、交、邮储)净利润超万亿元。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局面的改善缓慢。
这不得不让人发问：从整体经济发展效率看，银行业是否赚得越多就越好?目前中国的银行业主要是基于政策法律赋予的特别地位在赚钱，还是凭借自身的经营和服务能力在赚钱?在货币供给相对宽松的条件下，为什么银行借贷成本仍然上升?在推进中国经济向质量增长转变的过程中，银行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做出哪些调整?为提高中国的信贷供给效率，尚需做出哪些方向性的调整和机制上的完善?在进一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引进更有效率的信贷服务供给者，如何破除国内及海外信贷市场的联系障碍，让更多的优秀企业更便捷地获得海外信贷市场的低成本信贷资源，从而缓解国内信贷长期存在的供求结构失衡的局面?
这些都是在未来一段时间亟待做出解答并要做好制度安排的问题。
银行净息差拉阔，企业融资成本难降
融资难、融资贵是多年存在的痼疾，而中国又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系，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近70%，银行体系存在着市场集中度高、开放程度低、卖方市场、收益结构偏狭、存贷款基准利率约束等特点。所以，所谓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实主要集中于银行信贷领域。
银保监会发布的2018年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数据显示，银行业去年的利息收入对整体利润贡献提升，非利息收入则出现逐季下降的趋势，由一季度的占比24.48%降到了第四季度的22.11%，净息差则由一季度的2.08%提升到第四季度的2.18%。
从几家大的国有银行去年的经营数据看，这些银行都出现了利息收入上升、非利息收入占比下降的情况，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不算高，工商银行占比18.7%，建设银行占比18.67%，中国银行17.30%，交通银行占比19%。
从上述的一系列数据中不难得出结论：在银行整体的净息差持续拉阔的过程中，想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难度极大去年中国银行业利息收入占比继续提高，意味着企业客户信贷成本支出相对扩大。
如果说“银行躺着就把钱挣了”可能有些夸张，但若说“银行坐着就把钱挣了”应不算过分。
在贷款总量既定的情况下，如何分配信贷资源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既会影响到某些经济活动领域的信贷供求平衡程度，又会影响到信贷价格对某些行业客户、某些背景客户的涨落。而信贷资源配置结构过于偏斜，更势必会导致某些信贷供给领域的供需紧张和价格提升。
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六大行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合计规模达到19.56万亿元，比2017年还增长了17%，其中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了绝大多数，共计17.66万亿元。从新增贷款规模来看，六大行合计5.13万亿元，近一半，即2.53万亿元用于个人住房贷款，还有3710亿元贷款给了房地产产业，占到7%。也就是说，近六成的新增贷款都给了房地产。
在一些银行眼里，企业生产经营贷款跟个人按揭贷款比，风险不确定，而且周期短、抵押物缺失，银行信贷经理们需要审核大量的客户资质，还要对还款负责。
这无疑在银行信贷资源分配导向上出现了偏差，由此必然会带来对生产经营部门企业配置信贷资产的先天不足，这种供求不平衡也势必会引发信贷价格的上扬。
此外，去年的去杠杆、清理影子银行等措施，虽然打击了违规融资的现象，利于市场走向正轨，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信贷资金供给的紧绌局面，整体信贷价格节节攀升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需注意三大问题
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是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就能达到目的的事情，需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监管政策引导机制、银行内部信贷资源配置导向机制以及供给充分有效的货币市场机制的共同协调配合。
在未来优化信贷供给的问题上，一个很关键方面，是要降低客户的融资成本。围绕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下有几方面问题需要尽快加以解决：
一是政策从货币层面向信用层面传导的时滞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高度依赖商业银行，而在过去1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货币政策传导至信贷投放的时滞明显在延长。而从信贷启动到实体经济的传导速度则更加缓慢，银行对某些领域的信贷投放时滞已在5个季度以上。因此，为缩短从货币层面到信用层面的时滞，应建立从金融稳定委员会到央行、监管机构直至商业银行的快速传导货币政策的推进体制和机制，清除各环节阻滞，及时地将货币政策目标转化为商业银行具体的信贷投放，最大限度地发挥信贷资源的励优汰劣效用。
二是存在已久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二轨如何合一的问题。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实现货币政策最大效应的问题。如何将二轨并行变为一轨导引，最根本的着眼点还应放在最大程度发挥货币政策效应上。
三是调节经济活动，应从单纯实行总量性货币政策向同时相机动用总量性货币政策和价格性货币政策的转化过程中，更精准地运用好定向调整准备金、定向调整利率手段，以使货币政策能在扬抑某种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好的特定作用。
在当下，完善商业银行内部信贷传导机制无疑是实现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目标的关键方面。而谈到机制，必然要涉及到程序、流程和控制系统问题，涉及到银行信贷结构调整、信贷规模控制、信贷成本抑制、信贷风险防控、信贷资金周转、信贷资源效率等管理问题。在各个银行内部，要建立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行业企业、不同生产经营规模企业、不同风险水平企业信贷资产组合管理矩阵，按风险和收益变化适时进行调整和组合，防止在信贷资产的配置上出现畸轻畸重状况。
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不强，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的软肋。按商业银行的传统管理机制和理念，即使是向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信贷，其成本也不低。欲真正解决实体经济一些部门贷款贵问题，银行业必须按照这些部门产业链条运行逻辑分门别类地形成链式信贷服务方案。
供应链金融应成为未来产融结合的一个关键方面。为了进一步减低借贷成本，银行除了通过优化负债结构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外，尤其要致力控制信贷的风险成本。
可考虑建立风险偏好不同的银行体系
银行贷款利率实际上包含了贷款坏账损失部分，这部分贷款坏账形成原因会有客户方面的因素，也会有银行本身风险甄别及控制不当所带来的影响。若预计贷款风险过高，无疑会提高客户的借贷成本;若预计贷款风险过低，又势必会影响到银行的收益。所以，尽可能避免出现对客户信贷风险的判断失误及合理地确定信贷价格，将成为完善银行信贷传导机制的重要内容。
长远而论，银行业信贷资源使用能否更具效率，归根结底仍取决于全社会资金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只有有了银行业资金组织、获得的市场化，才会有银行信贷价格的市场化，才会使得社会融资成本降低。出于满足不同风险状况的客户需求，中国可考虑建立风险偏好不同的银行体系。
自几年前科技金融业态异军突起对传统银行业经营模式和收益结构造成冲击和威胁以来，传统银行也开始在科技应用方面做出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应对，但囿于原有业务体系的纷繁和庞大，这些技术应用大多还都限定在服务客户的前台层面，有一些还是零敲碎打，对服务于控制客户风险的技术投放、技术应用还不是很多。
中国的整体信贷风险管理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已有了较大进步，但对一些客户的关联性交易风险、顺周期风险、由市场风险所引发的信用风险还缺少可预计、可防控的系统管理制度和系统控制，故在银行的客户中经常会出现贷款爆雷的情况，而且常常是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会给银行造成几亿、几十亿甚至更大的贷款损失。若能通过建立起从制度上到系统上的对这类客户的有效风险防控体系，减少对这类客户的信贷资产投放，一方面可减少银行的信贷风险损失，另一方面则可把这些为规避风险而节省下来的信贷资源投放到其他的更有需要的客户中去。
中国内地银行业的信贷不良资产若能降到香港银行业的水准，按2018年中国银行业贷款总额110.5万亿元计算，可减少1.35万亿元不良贷款。按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商业银行累计核销不良贷款9880亿元，较上年多2590亿元，增速超过35%;央行1月15日发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情况，2018年全年贷款核销数额为1.02万亿元，比2017年多2565亿元，增速达到33%。假如中国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不是达到如此水平或做如此多的拨备核销，信贷资源配置空间势必会大为改善，客户的融资成本也将会大为降低。
对内对外开放必不可少
要解决中国金融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彻底对内对外开放必不可少。让更多优秀金融机构进入到中国金融业的各个领域，增大金融供给端的服务广度和深度，提高整体金融业的供给效率，可以满足中国企业和私人部门在金融服务方面不断产生的多样化需要。
在信贷供给方面，让更多国际优秀信贷供给者进入到中国信贷市场，应成为未来开放的重点之一。通过这些优秀信贷供给者的进入，一方面协助中国打通与国外信贷市场的联系，一方面则可借助他们的专业渠道、专业技术将中国的信贷风险向外部转移。
从更深的层面考虑，为增加信贷资产投放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未来一个时期尤其要做好增强基础货币稳定性的工作，以逐步增大调整信贷资产结构的空间。
影响基础货币供给规模的因素不少，但对中国来说，对外贸易的顺差盈余、外来投资的增减对基础货币规模变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自身出口产品的竞争性强弱、汇率的相对稳定程度高低、资本市场的效率优劣，都会对对外贸易、外来投资产生影响。若资本外流1万亿美元，对应就要收回约6.7万亿元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再加上5.5～6的货币乘数效应，M2供给或将减少35万亿元左右，传导至信贷领域的紧缩效应会达至何种程度是不难想象的。
因此，要解决中国信贷供给结构失衡及效率低问题，还必须对更大的中、宏观经济环境改善和市场建设做出系统的谋划。
(作者系资深金融业内人士，曾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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