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沫是个不爱读书的中年人，一年到头也读不了三四本。但她又是个爱买书的年轻妈妈，自打孩子会说话，家里的童书就越来越多。如今，家里的书已经堆得像“小山”一般高，7岁的儿子哆哆也像玩积木一般，经常会把五颜六色的书弄得满地都是，然后再规规矩矩地摆放整齐。
“只要孩子想买，我就会满足他，买书总比买玩具和零食好吧！”林沫觉得，买书是很高级的消费，而且还是隐性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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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周末，只要有时间，她就会带着哆哆去实体书店逛上一圈。她发现，在大型书店的儿童专区里，人流密度并不比游乐园低。年轻的家长们大多坐在一旁盯着手机，孩子要么四处走动说笑，要么拿起书安静地阅读。“临走时，部分家长还会买上一两本孩子说喜欢看的书。”
事实上，林沫身上发生的，和她在书店所看见的，正是我国目前许多家庭都真实存在的现象，以至于有网友说：“耐人寻味的是，在国人的读书时间不足经常被拿来说事的今天，我国童书却卖得很火。”
那么，童书热现象的背后是什么？
在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何文炯看来，如今的年轻家长普遍重视儿童教育，并将购买童书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入，他们希望通过阅读提高子女的素质和能力，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政府通过提倡素质教育，尤其是‘双减’政策出台后，学生和家长都希望有更多的阅读，因而对课外图书需求增加。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普通百姓家庭收入提高，总体上说，他们购买童书的能力逐步增强。”何文炯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童书发展黄金期
目前，我国的童书出版市场到底有多热？
有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问题。据出版商务网报道，2000年，我国少儿图书占整体图书零售市场的比重还不到10%，而2021年其占比已增长至29%。在2022年1—9月，占据60%市场份额的“金品种”图书中，少儿品类占比最高，达到32.59%；品种数最多，有10076种。
另据《2022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码洋”是图书出版发行部门专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的词语）规模为871亿元，“从2022年各类图书的码洋构成看，少儿类是码洋比重最大的类别，且码洋比重进一步上升”。
林沫说，她眼看着小区附近一家书店的儿童专区面积越扩越大，售卖童书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而我国童书市场的发展，也如儿童专区一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记者梳理发现，最初，我国图书市场并没有将童书和成人书进行区分，“小人书”连环画成了几代人的童年阅读记忆。但大部分的连环画并非专为儿童出版，数量和质量的限制，也使得这一阶段的童书市场相对空白。
2000年初，随着在西方已经发展了百余年的图画书这种儿童出版物，经由日本，以“绘本”的名称引荐进中国后，图画书因其天然承载的儿童性、图文结合的独特形式，及其背后隐藏的科学而先进的亲子教育观，逐渐为国内市场所认可和接受。
“新颖的形式和理念与当当网的电商业务发展撞了个满怀，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推动下，2005—2015年，中国童书市场正式进入第一个黄金十年。”资深童书出版人、奇想国童书创始人黄晓燕告诉记者，除了传统的儿童出版社外，市场还涌现出了大量各具特色的童书品牌，并带动了大量海外优秀童书的引进。
值得强调的是，有报道称，截至2018年，我国580家出版社中超过95%的出版社参与了童书出版。
内卷
随着书架上琳琅满目的图书越来越多，林沫近几年还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虽然童书装帧愈加精美，但是由于购买童书的渠道增多，购书成本反而降了下来。”她清楚地记得，大约在2018年前后，她一度不舍得花钱给儿子买绘本，就是因为“太贵了”。
“随便一本薄薄的绘本，定价都在三四十元，甚至是五六十元。”起初她觉得贵点也没什么，毕竟买书不像买菜，但是给孩子买书会“上瘾”，她总想让孩子接受不同领域的知识，时间长了，买绘本的支出有时会占当月生活支出的“大头”。有一次，朋友送了她几本二手绘本，林沫如获至宝，感觉像是捡到了大便宜。
记者在北京、河北、安徽等地采访发现，不少有孩子的家庭，家里童书少则十几本，多的甚至有几百本。北京市民王晓倩的孩子没到6岁，家里的书架和抽屉里都是孩子的书。王晓倩数了数，仅书架一层就摆着100多本童书。
眼下，包括林沫和王晓倩在内的大部分家长，购买童书的首选途径还是网购。近一段时间，通过小红书、抖音主播推荐而购入童书则成为主要方式。“算上各种购物券和赠品，网络购书要比去实体书店便宜很多。”
尽管购书成本相对降低，但是对林沫和王晓倩来说，却越来越不会给孩子买书了，“有时候被推荐一本书，上网一搜，有好多相似的版本，实在不知道该买哪个。”
“比如《我为什么不能》《我为什么不行》《我们的身体》《认识我们的身体》，算上朋友送的和自己买的，我家的书柜里竟然有3个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林沫正打算把其中一套送给楼下的邻居或者挂在二手交易平台交易。
她还发现，很多关于情绪管理类和道理类的童书，虽然版本和书名不同，外观设计也精致，但是里面内容大同小异，“这本的主人公是阿猫，那本的换成了阿狗，故事也都相似”。
王晓倩也表示，有些童书虽然知识多，但缺乏故事性、趣味性，“有时自己看了都犯困。家里买的科普书，大多在书架上吃灰，孩子翻几页就放下了”。
以上种种，都意味着童书市场正在“内卷”起来。
原创能力的冷思考
针对部分家长在选择童书上遇到的诸多情况，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何文炯分析认为，从童书的供给侧看，这些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从整体上看，已出版童书的质量不高，原创性弱，对儿童成长的启迪性不强。二是某些童书粗制滥造，甚至出现明显的差错，甚至是政治性错误。三是从统计数据看，童书的销售额持续增长，但究竟是童书的品种和销售数量增加还是童书价格上涨？四是某些童书被编成‘大部头’，过度系统、完整；某些童书装帧过于考究，浪费社会资源，增加家长经济负担。”何文炯说。
资深童书出版人、奇想国童书创始人黄晓燕也指出，相比多达一亿多的适龄儿童人口基数，我国每年出版的童书新品数量和种类不够丰富，内容仍缺乏原创性、独特性和多样性。
更有观点指出，我国目前一边是不断扩大的市场和对好书的饥渴需求，另一边则是原创内容供给能力瓶颈，这已经成为我国童书市场发展的主要矛盾。
何解？
何文炯建议实行综合治理，在加强童书编写研究方面，他认为一方面要考虑童书内容的研究，即选择什么样的内容作为儿童的读物，这里的关键是要基于人性和儿童的长远发展，以经典著作为基础，结合时代进步并面向未来，来确定可以编入儿童读物的内容；另一方面是童书的表达方式，即采用便于各年龄段儿童理解、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儿童读物内容用文字或图像表达出来。这就需要有一支专业性的队伍持续地加以研究。
“家长在童书购买方面处于决策者地位，因此，儿童家长对童书的认知十分重要。但目前部分家长对童书的重要性理解不到位，有的家长是盲目跟风，也有相当一部分缺乏财力。”所以，何文炯认为政府和社会需要通过有效的渠道对家长进行引导。
在出版业深耕多年的黄晓燕观察到，大量竞争者的涌入和粗放式的发展，让童书行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也让市场形成了两极分化的局面。
她将如今的童书出版企业分为两种：一种做品牌，其生产的书都有着“非常清晰的面目”，有思想性、艺术性，帮助孩子在精神和审美能力上有所成长；而另一种出版商则专注于挣快钱，书虽然粗糙但售价低廉，薄利多销，靠销售数量取胜。
在黄晓燕眼中，出版业虽然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但一家出版机构安身立命的根本，还是其所深具的文化属性，应该以出版穿越时空的经典为追求。“坚持做优秀原创、坚持长期主义无疑是困难的，需要更多定力，但也因此而更凸显其重要性及价值。”
（□ 《民生周刊》记者 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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