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明高
发于2022.1.10总第1028期《中国新闻周刊》
2022年很可能是后疫情时期的开始，也可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石油危机以来全球离滞胀最近的一年。今年的滞胀呈明显的“脱钩”特征，即“新兴市场滞、发达国家胀”。当通胀倒逼发达国家去化过剩流动性时，新兴市场经济体或不得不去化过剩产能，相对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应该更关注经济放慢的风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应该更担心通胀上升的风险。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今年稳增长，与以往的稳增长不同，今年的稳增长面临新挑战——包括美联储收紧流动性条件、出口增速回落和国内房地产转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与上述挑战密切相关。应对这些挑战正是中国经济开新局的动力所在，宏观政策既要仰赖传统方式托底短期增长，也需要通过构建新增长格局来挖掘长期增长潜力，惟有政策长短结合才能持续改善市场预期。
首先，货币政策放松适当提速，争取在美联储加息前筑牢增长底部，避免出现“美国加息、中国减息”的政策错位。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货币政策提前实现了正常化，这有助于提升政策的自主性。但我们应对以下推理持审慎态度，即由于中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在先，为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经济下行预留了足够空间。因为，在现有的增长格局下，美国仍是全球增长的主要动力，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央行仍是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美联储缩减资产购买规模、缩表甚至加息，将会导致全球流动性回流发达经济体，由此引发风险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压缩新兴市场宏观政策调整的空间。只有一个国家的经济相对独立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货币政策才有较大的自主性。
由于中国货币政策受美联储政策紧缩的掣肘，今年宏观政策很可能会更强调组合拳。其一，在去年两次降准的基础上，适当考虑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其二，提高财政赤字率，适当考虑地方政府债务安排；其三，结构性政策在“立”字上下功夫，推动内循环经济全面落地。
其次，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对冲外需放慢。
2022年及以后，中国房地产行业增长和出口增长都将逐步回归常态。结合目前全球增长格局及中国发展阶段，这意味着个位数增长是常态，两位数增长很可能是特例，不排除少数年份或月份出现负增长的可能。
因此，在落实稳增长措施的同时，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启动内循环经济。内循环经济的核心，是向消费要增量，向投资要效率，两者发展空间巨大。2020年，中国消费占G20的比重为15.4%，人口占30%左右，中国消费支出只是G20平均水平的一半。按现汇计算，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美国的9.3%。同时，经过长期积累，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当前中国人均资本存量达1.7万美元。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单位资本存量产出的GDP接近1，到2004年前后与美国相当，到2020年则进一步下降到0.34，仅为同期美国的55.7%。中国的规模优势无疑可以进一步赋能消费和制造业升级，低基数叠加规模优势，发展的势能在我们这一边，关键在于加快释放增长潜能。
最后，为没有房地产参与的政策刺激和增长做好准备。
房地产问题不是行业个案，事关中国增长模式的转换，应有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化解方案，以实现房地产行业的软着落。房地产政策转型，包括房地产税试点的推出，将改变市场对整个行业和产业链的预期，在政策推动方面应非常谨慎。
房地产行业从超常发展转向常态化发展，将对中国政策和增长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第一，在过去几个政策放松周期中，房地产行业和市场发挥了刺激乘数效应，未来，没有房地产全面参与的刺激政策或政策放松，效果会大打折扣，需要创新政策工具，比如更加积极的中央财政政策。第二，即使房地产行业能够实现软着落，仍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未来能够替代房地产产业链且规模相仿的增长动力是什么？答案应该是消费。第三，要关注时间匹配问题，房地产调整是快变量，而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是慢变量，政策要为两者的衔接预留空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先立后破”，就是要建设性地应对房地产和其他政策转型。第四，需要直面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房地产链条上各主体的生存问题。就地方政府而言，未来节支可能比增收更重要，因为离开了房地产市场的野蛮生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将难以满足现有支出增长安排。同时，应建立一套逻辑自洽的“市政债”体系，实现从地方融资平台向市政债的过渡。
(作者为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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