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理由
30多年来，他深耕发展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是中国收入分配、贫困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收入分配先生”。2021年，他立足于多年研究成果，积极推动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贡献力量，其背后是一位学者对社会阶层流动性这一问题的重视和对民生的关怀。
2021年度经济学家
李实：坚定的“改革派”学者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晓霞
发于2021.12.27总第1026期《中国新闻周刊》
见到李实，是在一个阳光明媚微风和煦的午后，他戴着黑色金属边框眼镜，身着深蓝色派克服，看起来依旧温文尔雅，谦逊平实，一如几年前一次研讨会上他留给我的印象。
眼前这位低调内敛的学者，正是被国际学术界亲切地称为“中国收入分配先生”的业界权威。30多年来，他深耕于中国的收入分配与贫困问题等研究领域，获得众多国内外奖项。他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20余年，之后又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兼顾教学与研究。作为知名经济学家，李实也时刻关注和推动着中国的改革事业。
“从正规地学习经济学算起，我已有40多年的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经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更多的是一种历练和修行。”李实表示，“虽然自我感觉是在尽力而为，还是不敢说对经济问题有了多么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更没底气自称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
“上世纪80 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回头来看，没有思想解放的大背景，我们年轻学者就不可能突破原有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不可能借鉴和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也不可能想到去采集住户收入调查数据，做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没有对外开放的大环境，我们的研究不可能得到国际基金会的资助，不可能有足够的研究经费进行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工作，更不可能与国际著名学者进行国际合作研究。”他说。
30余年专注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
从1988年参加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和开始考察中国的贫困问题算起，李实研究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都已有34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经济学界很少有经济学者在一个研究领域沉下身心做长期研究，经常是“强调‘短、平、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谈及为何能长期坚持在一些研究领域时，李实说，主要是从研究中找到了兴趣所在和服务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也受到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触动。
“ 1993 年，我访问瑞典哥德堡大学，与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专家古斯塔夫森(Bjorn Gustafsson)教授第一次见面时，他问我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有多少时间了，我很自豪地说已有五年了。当我反问他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他已研究了 20 年。”
“这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古教授告诉他，在国外大部分学者都是在一个领域做一辈子研究。经济学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学者之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如果不在一个领域长期耕耘，很难作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他的这一番‘言传身教’对我触动很大。”
在研究路径选择上，深受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老所长赵人伟的影响，李实坚持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要相得益彰。“我们课题组一直尝试兼顾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试图为解释收入分配的‘世界’和改造收入分配不公的‘世界’作出贡献。”李实认为，“好的学术研究是支撑政策研究的基础，而做一些政策研究会有助于学术研究”，“说到‘兼顾’，实际上并不容易做到。好的政策研究要以基本事实为依据，要以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要有科学方法作为支撑。”
此外，在李实看来，针对中国经济研究而言，经验研究比理论研究更重要。
“我上学时也是很喜欢经济学理论，有着对现代经济学理论作出贡献的追求，也曾想过通过研究中国经济来发展经济学理论。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梦想，而是那一代年青学者的梦想。然而，随着对中国经济问题有了更多认识，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环境的更多了解，我的想法有了很大的转变。”李实说，试图从中国经济研究中提出有价值的理论，现在还为时过早，不论是提出新的经济理论，还是修正现有理论，都需要搞清楚中国经济的基本事实。
“30 多年前与同事们一起开始住户调查数据的收集工作，本想干上十年，然后转入理论研究工作。可是，至今我已干了 30 多年了。我虽然做了一些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的原因方面的分析，但是仍没有进入理论研究的实质阶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究其原因，李实认为，一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变化太快，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让人应接不暇；二是因为收集住户调查数据十分困难，耗资也相当巨大，过去 30 年中 CHIP 的六次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收集工作，“我尝尽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谈到自己的学术观点时，李实表示，“最近几年我认为中国的再分配政策需要加大力度，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看法与官方现今的政策导向是不太一致的，也是一些极端市场主义的学者不认同的。”
“从一些政策文件中可以看出，官方主流的政策导向还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还是把‘做大蛋糕’作为主导思想。而极端市场主义的学者则是担心过多的再分配会带来发展动力的减弱，会导致民粹主义的泛滥，会陷入到‘拉美陷阱’。甚至一些人把我看作左派学者，认为我的观点与左派‘共同富裕’的主张不谋而合。”
“这里，我需要作一下澄清。我自认为是一个改革派，改良主义者。我从内心里不认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受到了上世纪80年代社会变革思潮的影响，访问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后，更加坚定了我中国必须要走改革之路的理念。”
在他看来，现在中国需要学习和借鉴的经济制度应该是北欧国家的社会市场体制，这“是一种把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进行有机结合的体制。市场经济仍是基础性经济制度，经济主体需要公平竞争，需要追求效率，需要私有产权保护，需要利益激励。在此基础上，加上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通过再分配来弥补市场竞争产生的过大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悬殊的缺陷，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来保障民众获得均等的公共利益和发展机会。”
面对当下的现实状况，中国还不具备实现社会市场体制的条件。但“把政府的盲目投资和形象工程支出转化为对居民、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形成一种刚性支出，不论从社会公平性来说，还是从效率角度出发，这种政府支出结构的改变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种藏富于民的做法，总好于政府的铺张浪费”。
从“嗜书”青年到业内权威
纵观李实40余年的学术生涯，与书有着不解之缘。
1956年出生的他，小学和初、高中阶段赶上了“文革”十年。“文革”的冲击并没有消弭他的求知欲和学习热情。初中时期，尽管学习氛围很差，李实也常与几个愿意学习的同学一起讨论数学上的难题，其中就有2013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孟建民。高中期间，正值邓小平复出后整顿教育秩序的时期，教学氛围有所好转，在老师们的鼓励下，他在课业之余，自主学习了微积分等一些高等数学的内容。
1976年，李实在江苏省铜山县当知青，被选派到一个生产队做保管员和现金出纳。“干了这个差事与我后来选择学习经济学是有关联性的。由于工作原因，我对生产队的基本情况，特别是财务状况，对全队每个家庭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见识了人生百态，慢慢地开始对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有了兴趣。”
农闲时期，李实开始阅读一些经济学书籍。“记得(当时)找到了一本徐禾编写《政治经济学概论》”，“现在回想起来，读这本书没有带来多少快乐，书中的抽象概念和晦涩的术语经常会挫伤我读书的积极性。”“即使这样，我对农村问题的兴趣没有消退。还是认为理解中国农村问题需要学习经济学，靠自学是不行的，需要上大学，需要老师指点，才能够把握经济学的精髓思想。”他回忆说。
1977年秋天，李实从大队广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心里非常激动，预感到自己终于有机会上大学了”，第二年他考上了南京大学经济系。始料未及的是，彼时刚刚恢复的南大经济系的教学实力已经不复当年。
“1952 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时，南京大学的经济学专业被取消，师资调到了复旦大学和其他高校。南大经济学专业停办了近三十年。我们这届同学算是恢复高考后南大第一届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李实说。
“在读大一、大二时，我经常去借一些西方经济学名著来看。由于英语水平有限，只是看一些翻译本，记得看过熊彼特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看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当时并不知这本书是顾准翻译的，当然更不知到谁是顾准。偶尔为了满足好奇心，也借一下英文原著教科书和专著，都只是翻翻，没有能力看下去。”
1982年李实到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专业方向是西方经济学。“这一年这个专业招了五个研究生，由五位导师指导：罗志如、胡代光、厉以宁、杜度、范家骧”，“这支导师团队可以说是当时国内研究西方经济学最强大的阵容”。
研究生毕业时，他选择去经济研究所做《经济学动态》的一名编辑，原因也与读书有关：“我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看书、写文章，也经常去经济研究所的图书馆浏览最新的外文杂志，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最新进展。”
李实回忆：“经济所图书馆有大量的经济学方面的藏书，但是其硬件条件却让人唏嘘不已。大部分图书，包括外文期刊都是放在地下室，通风条件不好，我每次去地下室找资料不敢长待，总是闻到些霉味。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去图书馆看书、查找资料的情景，更多的是愉悦感。在赵人伟教授担任所长期间，筹建经济所新图书馆是任期目标之一，向国家计委报批的方案也得到了批准，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赵人伟教授后来提起这件事就会感叹不已。”
在经济所从事20余年的研究工作，使李实认识到，“仅仅靠一些经济学的理念去解释和理解中国经济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更多地去观察经济现实问题，理解现实经济的运行机制、制度安排、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
在李实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调查研究和团队合作贯穿始终。
1986 年春天他跟随由董辅礽所长带队的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去温州调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已经搞得热火朝天，而我却对此知之甚少，因此也非常迫切地想去看看实际情况，增加一些感性认识。这次温州调研让我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收入分配课题组必须是一个开放式的研究平台，以吸引更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参与。初步算来，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研究中，参与该课题工作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不少于 200 人，既有国内学者，也有国外学者。”李实说。
“对于我来说，国际合作是提升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在过去 30 多年来，我与国外学者一直做合作研究，绝大部分英文论文是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我也从合作研究中获益匪浅。在许多国外合作者中，长期合作的学者有 五六位，这些学者也一直参加收入分配课题研究工作，为课题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中方课题组成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国际水平是不可能的。”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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