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普遍进入低增长轨道，增长速度的中枢区间不断下移，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在此背景下，为有效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需从三方面同时着手。
一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的改革，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所有制中立原则为国企、民企、外企提供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完善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促进发展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是有效市场制度供给，而不是硬性的产业政策，应该继续以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为内涵推进，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以此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勃发创新力。建立维护型和服务型的有限政府，才会带来良好的市场经济和良好的社会规范，同时提振民间信心和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才是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标本兼治的必由之路。
中国经济要实现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需要进一步强化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难题。一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股权融资作用，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成熟民营高科技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二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高科技企业通过企业债、金融票据等工具，在债券市场上进行融资;三要鼓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设立一批为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投资基金和融资担保基金。
二是深化需求端改革，推行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的收入分配政策，健全覆盖“生老病居教”的一揽子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内需基础。
国内大循环必然要求中国有一个更加强大、更有韧性的内需市场，来促进形成供给和需求的更高水平内生动态均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消费需求取决于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而不是仅仅靠政府消费刺激政策，才能真正可持续地提振国内消费需求。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过程中，要做到两个“尽量确保”：一是要尽量确保中低收入群体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二是要尽量确保现有中等收入群体不因种种原因重新跌回中低收入群体。
为此，在初次分配中，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同时，要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在二次分配中，要围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和后顾之忧。要汇聚国内外资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生老病居教”等民生需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
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民营经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要的就是提供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政府应通过进一步减税降费来促进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促进就业，这将带来中等收入群体的大扩容。其次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社会捐赠的三次分配手段对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进行补充。这样，通过市场、政府及社会的三次收入分配综合治理的共同手段就可大大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三是融入高水平国际大循环，在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谈判中推进制度性开放，按照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来保障自身国家利益，并倒逼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这里所谓的倒逼，是指通过推动制度型开放，实现开放和改革的相互促进。应对照、对标国际先进规则与做法，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鼓励各个地方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应主动研究和试行更高、更深、更广的投资贸易自由化制度安排，从内部推动现行规则、制度逐步向更高标准的国际新规则趋近，并增强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作者：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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