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银保监会多次要求金融领域防疫抗疫期间简化流程、缩短决策链条，推行无接触服务，切实解决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小微企业融资“短、小、频、急、散”问题，让经济底层和末梢能够得到金融服务的雨露滋润。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随着普惠金融在我国步入纵深阶段，如何在充分释放这一金融服务模式的潜能的同时，积极防范随之可能衍生出的信贷风险，已经成为决策层及各金融机构急于求解的一道“多元方程”。
潜在信用风险居高不下
普惠金融发展进退两难
当前，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复苏态势，但在后疫情阶段，经济还将面临更多的考验。
华安远见投资顾问公司提供的一组研究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A股民营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同比下滑约8.6%，总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28.7%。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同步加大：今年一季度，A股民营上市公司总利息保障倍数降至2.88倍，其中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占比超过40%。
“一旦上述风险暴露，将最终反映在金融机构的不良率上。”华安远见投资顾问公司分析认为，接下来，要特别关注企业信用风险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一边是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众多企业的潜在信用风险居高不下，一边是广大企业对于银行信贷支持的渴望度与日俱增，普惠金融在很多地方着实进入了进退两难之境。
中国建设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负责人在受访时称，小微企业经营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普遍存在缺信息、缺信用问题，客户识别难、信用评价难、风险管控难。“建行在过去经营过程中也受到过风险问题的困扰，不良贷款率曾高至7%至8%。”
中国建设银行相关负责人认为，该行在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普惠金融战略、大力发展针对小微企业的线上融资业务时，也因借款人地域分散、金额小、笔数多，而存在着当事人借而不还等金融风险。
8月25日，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给出的数字是，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73万亿元，同比增长28.4%。有贷款的户数2363.3万户，比年初增加了251.4万户，今年上半年新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是5.94%，
“商业银行如何做好小微企业风险管理，一直是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称。
在郭田勇看来，“贷款不良率”始终是银行机构的一个心结，如果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互信之结不能借助安全、可靠的现代技术手段高效化解，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金融服务的利用频度都将难以提高，普惠金融在后疫情阶段的实际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探索网络赋强公证模式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从现实来看，面对小微企业的融资之难，众多大银行也确实普遍存在着“不愿做、不会做、不敢做”的矛盾心态。
但也有例外。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在近日出席亚洲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线上圆桌会时介绍说，中国建设银行在2018年就将普惠金融确立为全行发展战略，通过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和云计算，让金融科技赋能普惠金融，已产生业务模式和流程的裂变效应。
中国建设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负责人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截至今年5月，中国建设银行的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实施已满两周年，普惠金融贷款增速超过序时进度，同比增速达55.4%。实际上，这一比例超出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中国建设银行设定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的量化目标。
是什么让中国建设银行敢于在普惠金融的落地上大胆创新?
在田国立看来，发展普惠金融、促进金融资源公平有效配置，应该成为各方合力化解小微企业困境、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共识，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和底蕴。
据介绍，过去，中国建设银行每年小微企业贷款新增只有100亿元至200亿元，贷款客户新增不到1万户，不良贷款率为7%至8%。2018年和2019年，中国建设银行当年新增小微企业贷款分别超过2000亿元和3000亿元。2020年3月，中国建设银行成为全国首家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突破万亿元的商业银行，新模式不良率控制在1%以内。
中国工商银行也在实践中尝到“普惠金融线上小微借贷+网络赋强公证”模式的甜头。
据了解，2019年11月，中国工商银行对其普惠金融“经营快贷”业务办理网络赋强公证。从近一年的实际运行情况看，这种模式在服务金融行业发展、预防互联网金融纠纷、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大量小微企业解决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至今未发生一笔逾期违约。
区块链与赋强公证结合
营造良好普惠金融生态
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探索，已成为市场认可的“大象也能跳舞”的典型案例，其背后是通过组合市场监管、税务、电力等多维度信息交叉验证，对小微企业进行立体式全息画像，同时收集各类信息，建立负面清单。
“只要小微企业不在负面清单中，就可以批贷放款，规模效应有了，而且不良率得到了较好的控制。”田国立说。
“这在本质上是利用网络赋强公证系统为网络贷款业务提供在线同步服务，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完善网络赋强公证电子存证的司法效力。”区块链技术专家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这名区块链技术专家介绍说，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不可伪造、全程留痕、集体维护、可以追溯、公开透明的显著特征，如果各大金融机构积极依托智能区块链，并将对应的业务接入到公证处、互联网法院、CA中心等多个具有国家公信力的共识节点，便能形成高效可信的增信联盟，完全有可能切实降低信贷风险，“这么做，有助于打开横亘在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互信之结”。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中注意到，尽管近年来各家金融机构都在积极求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这一全球性难题，但普惠金融的生态建设之路依然路远多崎。
201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大篇幅提及要加大执行业务中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应用和转化。
业界人士就此认为，如果将区块链与赋强公证结合起来，便能将技术信任力与公证公信力“双信”合一，对减少金融纠纷、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营造良好金融信用生态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中国建设银行已在北京、天津、河南、浙江、广东等地探索将普惠金融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已经为破解“多元方程”提供了清晰的思路镜鉴。
与之相关的是，今年6月底，浙江省温州市推出“赋强公证在线平台”，通过在瑞安农商银行开展试点工作，推行金融纠纷赋强公证在线办理模式，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监管框架重构的核心是监管科技的法治化。”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认为，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传统模式的颠覆式改变是大势所趋。
在李爱君看来，网络赋强公证能够实现对金融纠纷的事前预防、贷中管控及贷后纠纷救济，其创新运用对于普惠金融的良性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司法样本价值。(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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