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1960年初，由“中国男星第一人”赵丹主演的大型历史纪录片《鲁迅传》，正式启动。传主之身份、演员之规格与高层之关注，让这部影片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文艺界万众瞩目的对象。
然而，折腾了三年之久，《鲁迅传》只留下了一部蹩脚的上集剧本……
一、献礼片
关于拍摄《鲁迅传》的缘起，按当年参与其事的沈鹏年的说法，与周恩来的指示有重要关系。在《行云流水记》中，沈鹏年写道：
“(两年前)叶以群根据周总理的创议，写了《艰难时代——鲁迅在上海》的电影文学剧本。那时正处于‘大跃进’的高潮，负责上海市委领导工作的那个‘好学生’，提出要‘超越鲁迅’。他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后，周总理认为，要‘超越鲁迅’首先应该了解和学习鲁迅。为此，他希望上海能够拍摄一部关于鲁迅的故事影片，更好地帮助群众了解和熟悉鲁迅。于是，叶以群在石西民的支持下，在1958年12月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的初稿;1959年3月又印出了剧本的修改稿。九个月过去了，上海方面意见不一。他很想听听总理的意见……”
叶以群当时是上海作协副主席，“好学生”，是当时有“上海王”之称的柯庆施。1960年初，叶以群去北京开会，当面向周恩来汇报了剧本的进展，据沈鹏年记载：
“总理听了，想了一下，就说：‘既然还要重写，我看拍上、下两集，表现鲁迅的一生。争取明年七月先拿出上集，作为向党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片。’”
叶以群将周恩来的指示向时任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的石西民作了汇报。石西民随后邀集在京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等人开会商量如何落实指示。会议决定成立由叶以群、陈白尘、柯灵、杜宣等人组成的《鲁迅传》创作组，陈白尘担任执笔人;另外按照上海市委的指示决定成立由沈雁冰、周建人、许广平、杨之华、巴金、周扬、夏衍、邵荃麟、阳翰笙、陈荒煤等人组成的《鲁迅传》顾问团。阵容可谓极其豪华。
周恩来在听取本次会议汇报后，又特别指定叶以群担任创作组组长，夏衍担任顾问团团长，理由是“他们两人都与鲁迅熟悉”。
二、处理敏感历史
鲁迅一生跨越晚清、北洋、国民政府。与诸多敏感历史人物存在恩怨纠葛，如陈独秀、李立三等。鲁迅与这些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可不可以在电影中表现，有没有表现的空间……这不是叶以群可以/敢于拍板决定的问题。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瑛向叶以群建议：“这些难题只有请示总理。”
1960年4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鲁迅传》创作组组长叶以群及创作组在京一干人等，对电影内容的取舍作了细致的指示。据沈鹏年《行云流水记》中记载：
“总理首先指出：摄制《鲁迅传》影片，应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这是必须遵循的原则。接着，总理反复阐明：‘为什么要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他说，在当代，对鲁迅最了解的是毛主席。鲁迅逝世一周年，毛主席发表《鲁迅论》，称‘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还说‘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这是对鲁迅最科学、最正确的评价。……因此，‘(《鲁迅传》)一定要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
影片还存在一个如何表现党的领导的问题。从1921年到1935年鲁迅去世这段时间里，担任党的领导的先后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影片自然不能表现为陈独秀领导了鲁迅或王明领导了鲁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据沈鹏年记载：
“总理认为：‘党的领导只能表现思想上的联系和感情上的呼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总理说，‘鲁迅在广州，可以写陈延年与鲁迅的会见;上海时代，应该写瞿秋白和鲁迅的战斗友谊。鲁、瞿两人在并肩战斗中结成深厚的革命友谊，但不是什么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如何处理影片中敏感的历史人物，周恩来举了三个人物作为例子。据沈鹏年记载：
“第一个是李四光，(总理说：)‘他出席了一次宴会，被当作‘杨荫榆死党’。是冤枉的。’因为‘当时李四光应苏联邀请，正在准备出国参加苏联科学院的纪念会。他的夫人许淑彬是女师大教员，与杨荫榆同乡。李情不可却，才去赴宴。’因此‘影片不能涉及此事，用假名也不行。’”
“第二个是周作人，总理谈了他在抗战期间‘落水’的一些内情，特别指出‘周在出任伪职期间，掩护了不少共产党员，为党作了工作。延安《解放日报》曾对周在北平抵制奴化教育等事迹，作过侧面报道。’总理说：‘影片中如果出现周作人，不能用假名，可用他五四时代的笔名。不要丑化他。’”
“第三个是‘老虎总长’章士钊，总理说，看过《鲁迅全集》，都知道他是典型的‘反面人物’。但是，总理认为‘影片中可以不要提了。因为此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资助新民学会的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他在历史上干过坏事，也为人民做了好事。’”
据沈鹏年记载，周恩来还指示，其他人物“一般可用假名”，至于许广平这一类，就不要用假名了;又鼓励创作组不要因为袁世凯和蒋介石是“窃国大盗”和“人民公敌”，就不敢在影片中表现他们，并特别提醒：对日本人内山的身份性质要“掌握好分寸”，认为“内山是鲁迅的亲密战友”和“保护鲁迅的义士”这类提法不恰当，对内山“不宜过分渲染”，原因是内山的历史背景还很模糊，万一被查出污点，影片将难以收场。
三、执笔者糊涂了
1961年，《人民文学》第1、2期发表了《鲁迅传》剧本的上部。
这其实已是这一剧本修改后的第3稿。此稿发表之后，又经过两次修改，第5稿发表于同年的《电影创作》第6期。错过“建党四十周年献礼”之后，又经过多次修改。1963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剧本(上部)的单行本。
剧本如此反复修改，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下面摘录了一些当时参与剧本修订工作的文艺人士的讨论观点，一窥当日的政治气候：
“上集的戏从辛亥革命开始比较妥当。鲁迅从日本回国。满腔热情，要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希望建立共和国。但辛亥革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鲁迅陷于失望之中，……到广州以后，他又兴奋了，…下集开始，大革命失败，又是一个大失望，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家，完全绝望了。……看到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终于成为共产主义者。”
上述，是夏衍为电影定下的基本结构。至于为何对鲁迅少年和青年求学时代不着一墨，尚无史料可资说明。
“关于结构问题，主要根据历史事实，有些地方允许虚构。私人生活可以避开不写。……在人物方面，有些人一定要用真名，如胡适。在戏中，许大姐(即许广平)一定要出场，这也不能用假名。另外的人，与其用假名，还是不出场为妙。如有必要，可以对话中适当提一下。”
上述，是茅盾的意见。他认为，杨杏佛、瞿秋白、陈延年都要出场，都应用真名。但他不同意在戏中将自己称作“止敬”，更不希望将自己写入剧中。”
“我们的一些同志曾说‘鲁迅在五四前后是进化论，1927年以后才转变为阶级论的，’这个说法，不够恰当。人的思想不能分割，不能一刀切的。”
这是邵荃麟的意见。
“鲁迅写农民写得很深刻，但他的确也只写了农民的一个方面，他偏重地写了农民的消极面，没有写农民的革命面。……闰土有没有革命性?祥林嫂有没有革命性?都没有。阿Q写了一点，但阿Q的革命太糊涂了、太盲目了。最后为革命而死，被敌人枪毙了。……阿Q身上尽管有千条缺点、万条缺点.，只要有了‘要革命’这一条，就当作同志对待，是阿Q同志，不是阿Q混蛋。但他的作风相当坏，如果让他当领导，一定是个三类社。……毛主席对阿Q的估价，还是当他革命的。至于在电影上，阿Q的确很难表现。我看把阿O搞得引人同情好一些，不要使人有厌恶之感。”
这是周扬的意见。
“节奏太急促，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生活写得少了些。如果拍三、四部片子，波澜起伏就可以处理得好一些。上集他是独身的，下集里家庭生活是否可以多一些?有些生活细节对刻划他的性格有帮助，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他的性格。”
这是唐弢的意见。
这些意见或中肯，或违心，更多的是折中。但欲求折中而不可得，才是1961年的气候特征。
于是乎只好虚构史实。
比如，剧本为突出鲁迅和党的亲密关系，虚构了李大钊多次和鲁迅谈话的情节。包括李大钊邀请鲁迅为《新青年》杂志写稿;李大钊以领路人的姿态向鲁迅介绍革命形势，劝其南下广州参加革命;陈延年送给鲁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鲁迅读后深受震动;陈延年让人传话，希望鲁迅在“四·一五”之后离开广州到上海相见……。
众所周知，鲁迅1926年离京南下，主要原因是为了爱情——为了与许广平相聚，为了摆脱朱安。但这样的事实不能写入剧本，鲁迅离京必须是出于政治理由。所以就有了：李大钊到西三条拜访鲁迅，催促他前往南方，去体验那里澎湃的革命气息。
1927年鲁迅离开广州去上海，同样还是出于个人原因。但这种事实同样不能写入剧本，于是陈延年的劝告再次被虚构出来，地下党人护送鲁迅和许广平登上前往上海的轮船——其实，鲁迅离开广州时只有一个名叫廖立峨的学生送行，廖不是地下党。
此外，剧本里浓墨重彩提到的鲁迅和胡适在《新青年》编辑会议上的辩论、鲁迅为女师大学生通风报信、鲁迅在“三·一八”时提醒学生注意段祺瑞的阴谋等等，均属虚构。
剧本讨论会上，何其芳对这种毫无依据的虚构持反对意见，担心引起读者的怀疑。他说：
“剧本里真真假假都有，当然不是要一一考证，问题是鲁迅和李大钊的来往是不是那么亲密，我就有怀疑，有没有根据，是不是在老虎尾巴里那样谈心，什么消息都告诉他?到广州后，陈延年给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鲁迅的反应还相当强烈，这个有没有根据?他看到没有看到这本书?即使看到，能不能认识其重要性?是不是就能看到农民的革命性?虚构，我想也应该符合一点什么东西，不一定是符合事实呢(因为是虚构)，是不是要符合鲁迅当时的思想情况呢，和党关系等等。还有鲁迅当面对王金发不客气，我也有怀疑。传记片有两种:一种是有事实根据，文献性的;一种是故事性的。这部片子应该属于后者，细节、次序，当然容许虚构和变动，但是总不要引起读者的怀疑才好。”
一同参与讨论的阳翰笙，也认可剧本可以有部分的虚构，但建议虚构不要太多，可以略一略。他说：
“鲁迅和李大钊的区别与关系，剧本基本上处理得好。他们有关系，但没有这么密切，这是事实。但是为了突出鲁迅和党的关系，就不能不虚构一些。是不是虚构那么多?能不能再略一略?鲁迅和李大钊有区别，……在剧本里是明显的。要更明显，也有困难，把鲁迅写得再落后一些，也不合事实。究竟怎样写，还可以再斟酌一下。”
虚构史实之外，还有细节遮蔽。
首当其冲的是与鲁迅有深度联系的历史人物。
这些人物很多远离革命，鲁迅又和他们关系密切。不能不涉及到这些人物，但涉及了就必须批判这些人物。处理的办法，只好将他们遮蔽掉。譬如钱玄同，执笔者陈白尘认为他应该在电影中出现，但不能用真名，结果就用了鲁迅给钱玄同起的绰号“金心异”;再如戴季陶与朱家骅，被合并在一起，处理成了“戴家骅”，以求让观众无从考据。
生活细节同样需要遮蔽。
革命者似乎天然必须与生活绝缘，绝缘程度越高，革命性越彻底。剧本中经常出现鲁迅家中的镜头。按常理，鲁迅家中不仅有他母亲，还有妻子朱安，还应有周作人。尤其是朱安，无论鲁迅对他态度如何，她在鲁迅家中的长期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剧本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朱安的影子，也没有出现周作人的影子。
有意思的是，创作组其实非常重视细节的历史还原。阳翰笙曾经提出告诫：
“真人真事尽可能核对一下，特别是关于敌人的。胡适等人都在台湾，他们一定会集中力量搞我们一下，说我们不真实、造谣。《新青年》分家，是不是面对面开过会?钱玄同、李大钊、鲁迅、胡适都参加?最后一场，鲁迅清算进化论思想，已经成了阶级论者，他的思想是不是真实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恐怕不要说得太死，把他的思想的高度搞得准确一点。”
创作组关心细节，甚至关心到了屋子里椅子和床的摆放位置(曹靖华等对此提过很多意见)，却坚决不让朱安走进鲁迅家的大门。这其中，自然是有椅子无关政治正确，朱安却有损伟人形象的考虑(亦是顾及现实影响)。但如此一考虑，所谓纪录片，也就失真了。
执笔者陈白尘之女儿陈虹，在为父亲的回忆录《对人世的告别》所撰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视作创作组当年所陷困境的扼要总括：
“由于被塑造的人物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因此把关者除上海市委外，更有中宣部的诸位领导。父亲的手被众人牵制着，他不敢去描写鲁迅的常人情感与凡人生活，也不敢按照写戏的规律，赋予他一定的性格。一层层的审查，一遍遍的修改，父亲已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写到最后，鲁迅到底是人还是神，连他自己都糊涂了。”
四、无疾而终，原因不明
1962年2月13日，上影厂发出《给上海市电影局、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中央文化部的报告》，认为剧本已先后写了五稿，“作者已经完成了创作任务”，建议“请作者和领导授权导演，……写出分镜头本，作为拍摄的主要依据。”
报告层层上递，一路绿灯。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甚至亲自催促上影厂“赶快摄制，因友好国家都来订购影片拷贝了。”
但这部举国瞩目的“历史巨片”，最终还是莫名其妙地流产了。上部只留下剧本，下部最后连剧本都没有出来。
第一种解释：导演生病与人事变动
个中原因，迄今是谜。据当事人沈鹏年记载，影片的流产缘自导演生病和人事变动：
“‘但愿影片拍得快’——不仅是蓝马(李大钊扮演者)和摄制组成员的共同愿望，也是广大观众的普遍希望。可是事与愿违，正当需要导演编写《分场纲要》和《分镜头本》‘作为拍摄的依据’时，导演却长期休养了。原由副厂长兼任的第一副导演也不及过问。为山九刃，功亏一匮。摄制组‘群龙无首’，只得临时解散(时为1962年12月)。……(导演还在休养之中)也许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为这个自然规律所制约，基层领导也许束手无策，摄制人员只能眼巴巴地期待了整整一千天。……年复一年地盼到1964年，石西民却从上海调北京工作;张春桥被人看中，接替石西民走后的遗缺。从此以后，摄制《鲁迅传》的计划便完全落空(编者注：张春早年曾以狄克为笔名，鲁迅曾批评过狄克)。”
当然，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据沈鹏年记载：
“1962年9月8日，夏衍来上海……他看到上影厂对《鲁迅传》的摄制工作按兵不动，导演分镜头本一字未写，便强调指出：‘《鲁迅传》影片，是非拍不可了。既然要拍，是否就力争在1964年上半年完成，作为建国十五周年的上映剧目。’”
沈在文后注释：“夏衍的‘强调指出’，实际上是周总理的意见。”
夏衍还说：
“半年以后，1963年4月25日，周恩来给张瑞芳打了两次电话，询问《鲁迅传》和赵丹。周总理鉴于上影厂对《鲁迅传》按兵不动，问张瑞芳：‘《鲁迅传》还搞不搞啦?’张瑞芳答：‘导演陈鲤庭还在医院里。赵丹在思想里暂时把它丢开了，生产计划中今年也没有安排。’周总理说：‘也不要把它全部丢了，已经下了许多功夫。’”
先是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代表周恩来过问《鲁迅传》的拍摄进度，再有周恩来以总理身份亲自询问。如此压力之下，导演无论如何得病，都已不足以成为《鲁迅传》拍摄停滞的理由，即便导演确实无力工作，副导演乃至整个剧组也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决不至于停滞到“分镜头本一字未写”的地步。
第二种解释：受“大写十三年”口号影响
亦有人称，是柯庆施阻挠了电影的拍摄。如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刘澍所说：
“天有不测风云，1963年的3月初，在影片就要宣布正式开拍的当口，上海市委突然提出了‘大写十三年’，即‘只有建国后十三年的现代生活，才能帮助人民树立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口号。导演陈鲤庭开完会后，垂头丧气回到剧组，向大家宣布《鲁迅传》停止拍摄、剧组解散的消息。‘大写十三年’难道就不要‘百花齐放’了吗?赵丹扑上前去，一把抓住陈鲤庭的手，急切地问个究竟。陈鲤庭无奈地答道：‘由于鲁迅不是出生在‘十三年’内。’真是岂有此理!提出‘大写十三年’的正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
这段描述与沈鹏年的解释有两处重要矛盾。其一是导演陈鲤庭没有得病休养;其二是，据沈鹏年记载，柯庆施曾破例同意《鲁迅传》继续拍摄：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电影文学剧本《鲁迅》的时候)，正是上海市委有人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之日。《鲁迅传》摄制计划有流产之虞。经过石西民的力争，才得到上海市委同意继续拍摄。张骏祥到北京告诉陈白尘说：‘上海电影局所属各厂的历史题材的电影一律下马了，但《鲁迅传》作为唯一例外，被市委领导(柯庆施)批准继续拍摄。’”
第三种可能：确实有人暗中阻止电影的拍摄
陈白尘之女陈虹，在为乃父回忆录《对人世的告别》(三联书店1997年)撰写的序言《父亲的故事》一文中说：
“1964年影片终于开拍，又哪知一道指令，据说是主要演员在‘生活作风’上有了什么问题，摄制组便被莫名其妙的解散了。”
如果此说为真，那么，事情的真相或许是：
1、导演没有也不敢因生病休养而放弃周恩来亲自抓的电影。2、柯庆施确曾为电影拍摄破例放行，“大写十三年”口号不是阻碍。3、确实有人不希望《鲁迅传》拍摄成功，背后的政治角力，或许跟当时日趋激烈的文艺领导权之争有关系。
五、“这被污染的塑像”
1980年春节之前，原拟的鲁迅扮演者赵丹兴致勃勃地拜望老朋友——《鲁迅传》执笔者陈白尘，要求他修改剧本，使《鲁迅传》能重见天日。
陈白尘感慨“曾经沧海难为水”：
“1961年时，演员阵容无比强大。除了您演鲁迅外，蓝马的李大钊、于蓝的许广平、于是之的范爱农、石羽的胡适、谢添的农民阿有、卫禹平的陈源……都是高标准的人选。但蓝马已不幸逝世，卫禹平也中风在床……”
1981年，陈白尘撰写《一项未完成的纪念——电影剧本记略》，哀叹即使过去了二十年，自己仍无法重新剧本，塑造出鲁迅真实的银幕形象：
“十年来，一些想做神的后裔的人们曾经在鲁迅的塑像上又胡乱的涂抹过一些金粉。近年来有人想为它洗刷，但又不自觉的另涂上些别色的粉末;而同时为之修补的又大有人在。我不是文学史家，又不是鲁迅研究专家，能有如此能耐，使这被污染的塑像恢复本来的面目么?”
自去世之后，鲁迅从来不是他自己。
(资料来源：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三联书店;葛涛《塑造鲁迅银幕形象背后的权力政治》，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1期;李新宇《1961：周扬与难产的电影》，载《东岳论丛》2009年第3期;陈白尘《我这样走过来》，江苏美术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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