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粗粝的苦难锻造成灿灿的金带

把粗粝的苦难锻造成灿灿的金带

敖敦花在为自己骄傲,为儿女骄傲时,眉宇间依然带着一丝哀愁,一丝坚定。这或许是童年放牧时就养成了的哀愁与坚定；或许是母亲才能体味的哀愁与坚定；或许是蒙古族女人共有的哀愁与坚定:无法预知上苍的安排,但平静地、勇敢地接受上苍赐予她们的一切,无论喜乐哀痛

文赤桦

敖敦花19岁时,成了敖其尔巴图的新娘。幸福着。

敖敦花23岁时,成了“酒鬼的媳妇”。无奈着。

敖敦花32岁时,成了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挣扎着。

敖敦花今年59岁了,坐在巴音陶咳牧区的家中,平静地讲着自己哀伤的故事。

她的平静和哀伤,从她1957年夏天降生在新宝力格一户牧民家开始,一直如影随形。

敖敦花,在蒙古语中意思是“星星花”。这朵花还没来得及绽放,上苍就将粗粝的苦难赐给了她。可是,她像不听召唤的孩子,到底是要把苦难磨成珠宝回馈给上苍。

她诞生时,父母已经有一个女儿。“姐姐大我3岁。我还有三个弟弟。妈妈有精神病,遗传给了小弟弟。”

敖敦花的妈妈曾经是乡村的赤脚医生。然而,精神方面的疾病远远超出了她妈妈预防医治伤风感冒的能力。结果,她小弟的精神病“很晚才发现,人都上初中了”。

敖敦花5岁开始放牧小羊羔。“那时草原的牧草很高,我骑着马,只有头能露在外面。每天看着300只羊羔,跟它们说话唱歌。遇到暴风雪,也不知道回家方向,只能跟着羊羔跑。羊羔迷路了,你就迷路了。”

在她的故乡新宝力格,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对著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1964年2月9日这天,姐妹二人帮生产队放羊时,遇上了暴风雪。为了保护公家的羊,这对小姐妹与暴风雪搏斗了20多个小时。当时龙梅11岁,玉荣还不到9岁。姐妹二人虽然最后得救,却都落下了终身残疾。

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敖敦花说:“放牧的孩子,暴风雪来了,找不到家,就冻死了。我亲戚家好多孩子都(冻)死了。牧民的孩子从小放牧,遇上啥苦难,克服了啥苦难,都是正常的。”

当敖敦花还是个牧羊小姑娘时,她的潜意识中已经生出了学文化的自觉。“我很想读书,很想到外面去看看。”

但是,没人能教她。直到十岁那年秋天。敖敦花家来了一位年轻女子,“骑着马儿来的。来教我认字的。”

这位马背上的教员,是北京来内蒙古的知青。她用蒙古语教会了敖敦花写“爸爸,妈妈”。“她半个月来我家一次。”

那时的敖敦花害羞得很,基本不说话。以至于这个“白白的,胖胖的,梳根辫子,戴白眼镜的姑娘,问我妈妈,你家姑娘是哑巴吗?妈妈说是的。她说,好可惜啊,这么聪明的一个姑娘。可能她真的以为我是哑巴,来了四五次,就不来了。”

12岁时,又有一个叫巴泽日的蒙古族青年,骑着马来了。“重新教我蒙古语和蒙古语拼音。我学会了写牛、羊、马,还有自己的名字。”

学会写自己名字的敖敦花,“感到心头长出了翅膀一样东西,痒痒的,很想知道自己的明天会不会不一样。”

她每天还是要放羊,只是小羊羔变成了成年的羊,羊群的规模从300只变成了700只。羊儿远远地吃草,敖敦花低着头,“用根小棍棍在地上写自己的名字,不停地写,不停地写。心头想,我现在会写字了,就能参加乌兰牧骑了。”

乌兰牧骑,是马背上的文工团,1957年在内蒙古大草原横空出世,活跃在辽阔的农区和牧区。乌兰牧骑,在蒙古语中指“红色嫩芽”,在此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伍。这支文艺轻骑兵,短小精悍,队员多是来自草原的农牧民,能歌唱能舞蹈能演奏。走下舞台,还能为农牧民修理农具,传播科普知识,深得人心。

听说,考乌兰牧骑必须会唱,或会跳。那时,她家有个大收音机。不记得是哪来的了,她就天天跟着收音机学唱。敖敦花的姥爷是歌手,妈妈嗓子也很好,她显然秉承了他们歌唱的天赋。

敖敦花16岁时,考上了达茂旗的乌兰牧骑。但是,她却没有去。她有天赐的歌唱才能,更有与生俱来的家庭责任感和担当。

“我不能去。牧区没人干活不行啊。我要走了,妈妈有病,没人照看,三个弟弟还小,没人照看,牛羊没人照看。”那时,她姐姐已经去达茂旗上中学了。她成了家里的老大,仿佛成了母亲,“必须要承担家庭责任。”

虽然是自己放弃了,心中还是生出了伤痛。“一看到乌兰牧骑演出,我就哭啊,伤心啊!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考上了乌兰牧骑又没有去。我都有三个孩子的时候,(达茂)旗的乌兰牧骑还想要我,因为我很会唱长调。可是,我还是走不了,孩子没人照看啊。”

她出嫁时,除了妈妈陪嫁的两头牛,什么都没有,没有夫家的礼物,更没有缀满绿松石红玛瑙的头冠头带。但是,那个男人真的很爱他,当然她也爱他。“只是都没有开口说出来。不像电视里看到的年轻人,随便说爱呀恨呀。”

没有嫁妆的敖敦花一直是敖其尔巴图最善良的妻子,他是她“最好的男人”。可是,1980年,她生下第二个女儿后,这个男人渐行渐远,终于背弃了她,沉湎酒杯,天天喝,天天醉。工资不拿回家,押在饭馆当喝酒钱。

敖敦花说,“那时,每天开门,外面黑黑的,都是来要账的人。工资喝光,他就到处签字赊账,有些字不是他签的,有不好的人,乘他喝醉了签的。因此欠账很多。我不在时,家里的地毯、电视机、录音机,值钱的东西,都被要账的人拿走了。”

敖敦花一直努力维持家庭关系,劝丈夫为了孩子和家,不要再喝酒了,丈夫却破口乱骂,“骂很难听的话,气得我天天胃痛,头痛啊。”

不听劝的丈夫骂完了,继续喝。“喝得裤子里尿,炕上拉。我也出名了,叫‘酒鬼的媳妇’。”

家是愈发不像家了。1989年,32岁的敖敦花为了三个年幼的子女免遭“酒鬼孩子”的命运,提出了离婚。

离婚后的她,自己带着孩子讨生活。“那阵,最大的恐惧是没有钱。我小时候想念书念不成,我的孩子绝对不能不念书。念书需要钱啊,怎么办?靠在家乡放牧卖牛羊是不行的,听说外面唱歌挣钱比较多,我就到外地唱歌去了。”

敖敦花在36岁时,第一次出远门开唱,是在包头的红星大酒店,一唱就是两年,一年收入有七八百元。其中酒店一年固定付她300元,其余的靠她自己穿梭于各个餐桌食客之间,唱一首歌5块钱。“但是,不是每首歌你唱了客人都给钱的。”

她用唱歌挣来的钱,将大女儿送进了达茂旗民族学校。这时,她姐姐已从内蒙古大学毕业,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姐姐向她伸出了最有力的双手,将她的二女儿和小儿子接到呼和浩特读书去了。“我姐姐说,你到处唱歌,孩子没有妈妈在身边不行。”这时的姐姐像当初放弃去乌兰牧骑的敖敦花一样,起到了母亲的作用。

不幸的是,这个像母亲一样对待她儿女的姐姐,因患癌症,两年前去世了。她说,“我都没来得及感激我姐姐。姐姐是我们新宝力格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牧民的孩子。”

在包头的两年,敖敦花唱出了名气。她38岁时,有一对煤老板夫妻在山西大同开办蒙古包餐饮娱乐项目,请敖敦花去当了驻唱歌手。一唱又是两年,她收入至少增长十倍,从过去一年七八百,变成一个月八百,外加小费。

从大同回来,她又去呼市的召河唱,然后去北京、天津、上海唱。“都是在那边开特色餐饮的蒙古族人请我去的。有时候,这家还没唱完,下一家就来抢我了。”敖敦花轻描淡的语气中,透露出些许自得。

1994年,一直陪伴、同时又“折磨”着她的64岁的妈妈去世了。“妈妈脱离痛苦了,虽然有精神病,我还是很爱她。我很想给她唱《母亲》这首歌,她都没来得及听就走了。”

母亲离开她这年,敖敦花再次结婚了,与阿拉腾桑组成了新家。现年55岁的阿拉腾桑,也是离异的,有一个女儿。2012年,夫妻二人在自家的住房外,建了5个蒙古包,办起了牧家乐。她说,草原最好的季节秋天来临时,5个蒙古包都住满了游客。一个包可以住10个人,每天收费300元。

在遇到阿拉腾桑之前,敖敦花离婚5年间,没有过约会,没有过新欢,哪怕十分短暂的恋情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想,只想要把我孩子养大,送他们念书。我没有其他才能,只能唱歌挣钱。”

她唱母亲,她唱草原,她唱生命,她唱苦难,她唱美好。

她用汉语唱《走西口》,你会以为你就是那个牵肠挂肚的女子的“哥哥”。

她用蒙语唱长调《我的母亲》,你会以为你就是她深情赞美的那个母亲。

歌唱,歌唱,不停地歌唱。敖敦花这位牧民的女儿,这位草原的母亲,把她心中,她生命中草原一样苍茫的苦难,锻造成了迷人的花朵,灿灿的金带。

她用婉转的歌喉挣来的钱,供养三个孩子完成了学业,成了有知识的人,有成就的人。

敖敦花在为自己骄傲,为儿女骄傲时,眉宇间依然带着一丝哀愁,一丝坚定。这或许是童年放牧时就养成了的哀愁与坚定；或许是母亲才能体味的哀愁与坚定；或许是蒙古族女人共有的哀愁与坚定:无法预知上苍的安排,但平静地、勇敢地接受上苍赐予她们的一切,无论喜乐哀痛。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