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杨绛先生

追忆杨绛先生

她才华横溢,著作等身,一百岁后仍笔耕不辍,从容蕴藉；她乐观坚强,正直敦厚,把自己看得很“小”,却时时心念国家社会。

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105岁的杨绛与世长辞,先生却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

纵然斯人已逝,而她的精神和作品,将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长。

一位把自己看得很“小”的大家

“每到生日这天,杨绛先生总是婉拒亲友看望,她常和我们说,你们在家帮我吃碗长寿面就行了……”25日凌晨一直守在医院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声音喑哑、难掩悲伤。

“她这一生,都安安静静地低调生活、做学问,最怕给别人添麻烦。”回忆与杨绛先生相识多年的点滴,陈众议感慨万千。

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听力已非常不好。每当有人去拜访,她就只能用“笔谈”的方式交流,非常劳累。陈众议与同事们商量着想给先生配一个质量好的助听器,为此还专门联系了协和医院最好的耳科专家。

但是,先生婉言谢绝了。开始,大家猜测她或许是担心去医院检查太麻烦,又联系专家能否上门为她服务。然而,这些并没有让先生改变决定。在众人的一再劝说下,她说出了真实原因:“我年纪大了,何必要占用这么好的资源呢?还是把资源让给那些更加有需要的年轻人吧!”

“她一辈子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兢兢业业,从不昧着良心做事,从不伤害别人,低调地生活。包括去世这件事,先生仍然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先生心里,从来把自己看得很小,把他人和社会看得很大。”陈众议说。

一位“点石成金”的翻译家

“杨绛先生作为英语文学专家,对中国文学也很精通,可谓中西贯通,一般人难以企及。”在“专心做学问”的先生面前,年逾古稀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外文所研究员黄宝生自称是“很崇拜她”的“年轻后辈”。

“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写成《试谈翻译》(后改写成《翻译的技巧》)一文,被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视为宝典。”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薛鸿时说,“先生创造出‘翻译度’这一术语,认为翻译度不足就仿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她举出最适当的例子指明,在翻译西方语文的长复合句时,必须把原句拆开,按照各成分的主次、从属关系,用地道的汉语,重新组合,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内容不可增删,语气不可走样,好的译文还要能传达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思……”

“杨绛先生的翻译很用心,往往是一个词一个词都要推敲。”著名翻译家李文俊说,“她的文笔好,翻译不同的人的说话方式也各有不同,如翻译西方古典文学会用比较文的语言,如果是劳动人民讲的话就会用比较平实的语言,用不同的表达把人物的意思都很好传达出来。”

薛鸿时曾在《我所认识的杨绛先生》一文中详细回忆了先生不吝赐教、点石成金的故事:“有一回,《世界文学》的李文俊主编要我译一篇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我译成后没有把握,惴惴地请杨绛先生替我把关。杨先生欣然同意,挤出宝贵时间看完了我的译文,还详细地写下书面意见……我照她的意思修改了文章的开头。文章发表后,我接到素不相识的《作家》杂志王成刚主编的来信,称赞这篇译文给了他‘极大的艺术享受’,后来还有多位专家把它选在几种外国散文选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一位朴素而正直敦厚的知识分子

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94名清华学子收到了杨绛先生15年前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这是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先生‘早就商量好的约定’。”薛鸿时告诉记者,“他们把一辈子的积蓄,捐赠给了母校设立这项奖学金,用以资助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对于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钱、杨两位先生身边做“助手”的薛鸿时而言,追忆杨绛先生,是件令他心痛的事。“她与钱钟书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在生活中给自己普通人的定位。”

“据我所亲见,他们处处节俭,自奉至薄,家里从来没有装修过,一张纸,连背面还要用一次。玻璃罐头瓶,洗净了重复用。记得有一次,杨绛先生让我把一大书包玻璃瓶带给住在大院四号楼的同事,供他们腌制咸菜。当时我们每月都只有60多元收入,往往捉襟见肘,但每逢春节,杨绛先生都要托我给好几家送红包……而两位先生反倒要过苦日子了。”薛鸿时说。

年过百岁后,杨绛不仅每天笔耕不辍,还时时以祖国命运为念。

薛鸿时回忆:“有一次,杨绛先生与我谈话时,还深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奢靡之风感到痛心。她拿出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写于1921年的文章《说俭》给我看,文章说,‘世人皆言文明增进,生活之程度亦增高……然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当先求人格之增高’,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

“杨绛先生对我说,‘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这篇近百年前写成的文章,应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薛鸿时说。

(记者姜潇、吴晶、施雨岑、周玮、王思北、张漫子)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