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展现出强大的活力与宏阔的品格。从某种意义讲，它承担并表现出中国人思考与推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重任。
首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一批反思的作品，如《伤痕》《班主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与之相随的是一批倾力呼唤改革的作品，如《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新星》等。还有一些作品则从个人细微的日常生活片段来表现正在发生变化的时代，如《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办婚事的年轻人》等。
这一时期，活跃在文坛的作家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被称为“归来者”的“老”作家。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已经很活跃，有的创作出了相当重要的作品。他们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对国家和未来充满信心，洋溢着浓郁的英雄主义色彩。另一部分作家则以知识青年为代表。他们大多体验过城市与乡村的反差，感受过不同的生活状态，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与接受新生事物的敏锐性。他们受前辈的影响较重，理想情结、英雄主义、社会责任感是其精神世界的主要构成。他们几乎是在相同的时期创作了大量体现社会变革要求的作品。
关注现实是中国小说四十年来的主潮。许多作家表现出直面现实的勇气与激情。他们的作品在表现社会重大事件、重大进展的同时，也把笔墨更多地转移到个人的命运与价值上。如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以及新近出版的《重新生活》，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等。这些作品表现出干预或参与社会进程的鲜明特征。当然，这类作品也有新的变化。这就是在注重描写客观现实生活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个人命运的表现。个人命运成为进入社会事件的重要切入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更多关注，其中不乏某种个人受物质挤压的卑微、艰难，及其适应之后的转化。它们被概括为“新写实主义”小说，并引起广泛关注。如《风景》《一地鸡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这个类型的作品，从社会生活与个人命运两个层面来表现中国的现实，仍然保持了比较明显的传统色彩，是小说审美表达的自然延续。尽管其表现手法也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显现出根本性改变。它们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一直是中国小说阵营中重要的方面军。
一些作家努力从更深广的层面来关注民族及其文化的问题，期望从中寻找能够对当下现实产生影响的文化资源。这些作品对现实生活有着某种程度的疏离，甚至并不描写当下生活，而是虚化社会背景，或者回到历史之中。如韩少功的《爸爸爸》《马桥词典》，冯骥才的《神鞭》，李锐的《旧址》《厚土——吕梁山印象》，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阿来的《尘埃落定》等。它们具有浓郁的文化意味，力图表现出超越现实生活、具有某种精神意义的文化特质。虽然并不直指现实，但并不能说这些作品对现实是无意义的。相反，它们在表面疏离的描写中折射出对现实的强烈观照。此中的现实意义是隐晦的、曲折的，而不是直接的、表面的。同时，就小说的创作手法而言，这些作品表现出对传统明显的背离，形成了新的小说形态，具有变革性的“先锋”意义。但真正被视为“先锋文学”的是另一批更年轻的作家的创作。
这些更年轻的作家一进入文坛就令人刮目相看。这些被称为“先锋派”的小说在文坛引起广泛关注。首先是马原、莫言、残雪、洪峰、刘索拉等一批作家。稍后，如余华、苏童、格非、吕新、孙甘露、扎西达娃、北村等更多的作家汇入先锋大潮。先锋文学的出现对中国小说产生强大的冲击。大致而言，先锋小说重感性、轻理性，重内心感觉的描写、轻故事情节的叙述，重表现的形式与语言轻描写的内容与思想，重时空的多样性组合、轻时空的单一性存在。他们明显地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派及后现代派思潮的模仿借鉴。这些作品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人们发现，小说还有如此多的表现手法，还有如此多的表现领域，还能够呈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更为丰富的形态。
先锋小说写作的主力，在当时受到传统文学观念影响，但又没有完全定型，能够在社会转型中敏锐地借鉴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他们一度拥有很多的追随者。但是，很快先锋小说的局限开始显现。这些作品无法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而是表现出与大众审美的疏远。先锋小说的新鲜感慢慢退却，人们发现这些作品与自己习惯的审美范式存在很大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作家们发现如果一味地重复自己已有的创作，或者说重复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的创作，并不能确立自己对审美的独特贡献。在经过了热情澎湃的先锋创作之后，那些被视为“先锋派”的作家们回过头来在本土文化中寻找资源，以突破既有的局限。他们从传统小说的叙事手法、结构手法、刻画人物手法，以及民间文化如民间传说、民间语言、民间戏曲等元素中寻找改变小说模式的动力。有的作家甚至从传统艺术如绘画、诗词、歌舞等形式中发现新的表现元素。从学习借鉴外来元素向本土传统的再回归，彰显出中国小说寻找到了新的审美境界。在这样一种“源于传统—借鉴外来—再回归传统”的螺旋式探索进程中，中国小说可能会出现既适应大众审美习惯，又适应现代社会变革步伐的新态势。
在小说努力探索实践的进程中，一种倡导现实主义创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既是大众对小说审美的外在要求，更是小说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需要。只有这种内在与外在的要求达成一致性，才能构建起当代中国小说审美范式。它应该全面盘活中国小说优秀传统资源，又积极地吸纳西方文艺思潮，并且能够直面现实，有针对性地发声，将这三者贯通起来，实现有机融合。出现这样的审美范式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国小说的艺术资源是厚重的，也是丰富多样的。
首先是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创作形成的传统。新文学运动的肇始是语言的现代化。但其中也保存有古代汉语中适应现代要求的内容，同时也明显地吸纳了民间语言中具有鲜活生命力与表现力的成分。它们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推动当代汉语与现代要求的有机融合。除此之外，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展示。那些引车卖浆者逐渐成为小说中的重要形象，并意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成为个人追求与社会变革统一起来的存在。这种关于人的认知，必将进一步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关于社会生活的描写，也彰显出创作者的主动性。这就是创作者能够表现出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导力量，能够在社会变革的复杂进程中辨别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体系，能够担负起引导社会发展与人自我完善的责任等。
其次是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新文学运动以来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经历了与外来艺术思潮的两次交融。20世纪20年代前后，以西方现代派为主的艺术思潮推动中国文学完成变革，新文学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中国译介了各种外来艺术理论、创作手法，并进行了积极的实践。虽然二者在表面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相对而言，第二次的主动性更强烈，范围也更全面，更具有实践性。其意义在于完成中国小说审美的现代构建。其中，关于人的描写，更注重个人的感受、内心世界的表达;关于小说的结构，更强调以人的心理活动为中心而不是以情节发展为中心;关于叙述方式，不再注重时间与空间的有序性，而是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关于社会生活，不再进行直接的全景式描写，而是在表现人的内心感受的前提下间接地、片段式地表现等。这些都丰富了中国小说的表现力。
再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的经验。比如人民性。创作要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人物形象塑造要有典型性，能够代表时代发展的要求，要突出人物的自主意识、创造性等。还有就是理想情怀。这种理想是关乎社会发展与人民利益的，而不是个人世俗的。不论生活中存在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挫折，人的理想不会熄灭，为理想奋斗的努力及其献身精神不会消减。理想的光芒永远照耀着前行的道路。另外，正义感与批判性也是一个重要维度。在大是大非面前，作品必须表现出鲜明的价值选择，对落后的、丑恶的现象要有批判精神，对积极的、向上的现象要倡导等。这一时期中国小说的发展至为重要，出现了许多具有艺术魅力、代表了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优秀之作，是中国小说发展进步的重要阶梯。
还有就是新兴的文艺形式将对小说产生深刻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许多新的文艺样式出现，改变了文艺创作的既有格局。这些新的文艺样式很难说已经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但仍然有很多需要引起重视的地方。如它们更贴近大众的生活，对现实的反映更为便捷，具有成本低、传播广的优势等。特别是迅猛发展的网络文学，有多方面的优长可供传统小说借鉴。如其叙述的长度，是怎样吸引读者的;其维持相应长度的想象空间是如何建构的;人物关系的设计如何能够延续在既清晰又有相对复杂性的故事及其时空之中等。目前，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基本上互不交涉，但它们之间的相互融合不仅成为现实，也必将成为一种趋势。一些作品可能是以网络文学的形态面世的，但出版后却被视为传统小说。一些网络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有了更多的欣赏人群，对小说的审美也产生了影响。还有曾经从事网络文学创作的作家转而从事传统小说的创作等。这种相互之间的影响应该会表现得越来越密切，可能重塑中国小说的面貌与风格。
四十年来，中国小说取得了辉煌成就。未来的时间，中国小说将表现出更具魅力的艺术品格。这既包括表现手法的生动性，也包括思想内涵的深刻性，更包括审美范式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以及直面现实的针对性。概而言之，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基础上，吸纳包括现代艺术思潮、民族传统、民间文化等有益成分，相互交融而呈现出多样性形态，应该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未来走向。(杜学文)
（作者：杜学文，系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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