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批作曲家是至今都无法被超越的“作曲系神话”。上世纪80年代，刘索拉根据同班同学的故事演绎而成的小说《你别无选择》曾轰动全国，现在，他们不仅是中国作曲界的中流砥柱，还名扬世界，让世界关注中国音乐的力量。改革开放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音乐界的走向。
入学邓小平特批同意扩招
那是1978年4月，如今已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的郭文景来到北京报到，他发现和自己同年入学作曲系的同学，远不止当初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招生公告上公布的“10人”，而是扩招到了30人。
时间回到1977年秋，那是中央音乐学院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按照招生规则，作曲系只招收10名学生。可招生过程中，老师们发现报考学生的数量和质量远超预料，其中不乏大量人才。李春光、左因等几位老师激动不已，一起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素质好、有音乐才能、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成批涌现”，“能否不受目前名额限制”，允许作曲系扩招。
这些，都是郭文景入学后才听说的。他还听说，在建议信送上去后仅仅两天，邓小平就批示，建议“予以支持”。“不过突然扩招，学校无法一下容纳这么多学生，等到我们正式入学时已经是1978年4月了。”在那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郭文景和陈其钢、叶小纲、谭盾、瞿小松、刘索拉、周龙等30人成为同窗，这一级也成了中央音乐学院历史上独一无二的77、78级。
一切是那么欣喜。郭文景回忆，同学们各有不同的经历，每个人身上都有独特的印记。
现在已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叶小纲，入学前曾做过6年工人，白天当钳工，晚上练钢琴。后来为《英雄》《卧虎藏龙》等电影创作音乐的谭盾，高考时就自带传奇色彩，他拿着一把少了一根弦的小提琴，拉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曲子。陈其钢出身于艺术家庭，早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接受过专业音乐教育，在同时拿到管弦系第1名和作曲系第12名的通知书时，他毅然选择了后者……
很快，这一级学生就表现出了他们的与众不同。
改革开放前，作曲系接受的是典型的前苏联式教育，可在入学两年后的一次作品汇报会上，郭文景、瞿小松、叶小纲就拿出了带有现代音乐风格的作品。“他们呈现出了与教学系统并不相同的声音，一下轰动全校。”在刘索拉的记忆里，现代音乐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他们三个人的早期风格却已有迹可循。
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外文化交流。1980年，剑桥大学教授、作曲家亚历山大·格尔受邀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上了几个星期的课。近40年后的今天，格尔的到来还被郭文景、陈其钢等作曲家反复提及。“当时不少学生对现代音乐流派一无所知，是他第一次给我们系统介绍了这些内容，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郭文景说，再后来，日韩、欧美等不少国家的大牌音乐家都到学校讲学，大家的眼界也越来越宽阔。
毕业拉赞助办作品音乐会
77、78级作曲系学制为5年，一晃5年过去，这批年轻人该毕业了。而当时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成为他们到现在都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
“说是拉赞助，其实特别有趣。”刘索拉回忆起瞿小松办音乐会的故事，总忍不住笑。为了帮助瞿小松，刘索拉和她的朋友们一起想办法，像模像样地组织起了“基金筹划办公室”，“我们想呼吁社会给作曲家帮助，就拟了一个单子，在上面一个一个签字，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当时他们都是笑着签字，“心里想我们‘玩儿’一个，看能不能成。”
事情听起来有点儿不可思议，却充满了上世纪80年代文艺界特有的激情，尤其是在1985年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发表后，社会各界对中央音乐学院和作曲系的学生充满了兴趣。作家阿城，电影导演陈凯歌、田壮壮等听说后，都在这张单子上签了字。“后来摄影家鲍昆知道了，拎着两万块钱就从深圳来了。”刘索拉说，鲍昆当时正在深圳做生意，“他拿了两万块钱回来，往桌子上‘啪’一拍，瞿小松的音乐会就开成了。”
其他同学也各显神通，音乐会一场一场地办了起来。他们都感觉到，无论是当时刚下海的企业家，还是转变经营体制的老牌单位，都愿意出资帮助初出茅庐的学生们，艺术院团也愿意演奏新人的作品。
郭文景拉来的资助就相当丰厚，“那时候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了一个自主经营的音像出版社，当时出流行音乐磁带的生意好得不得了，他们愿意拿出一笔钱给我。”于是，他的音乐会请来了声名赫赫的原中央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前身)和原中央乐团合唱团，著名指挥家韩中杰为他执棒。
这些音乐会引发了极大关注。陈其钢回忆，那时的他只是个普通的学生，“但各个音乐学院的院长，还有音乐界的前辈，都来听我的音乐会。”刘索拉则记得，好几场毕业音乐会的票不仅全卖光，开演前还有人在北京音乐厅外卖黄牛票，就像今天的人们在抢流行演唱会的门票，“像我们这种前卫的、先锋的古典音乐会能火到这个地步，在中国没有发生过，在国外也很少发生，但在我们班的同学身上都发生了。”
扬名一台音乐会轰动西方
对郭文景、陈其钢、谭盾、瞿小松来说，1991年应该是他们不会忘记的年份。那一年，荷兰新音乐团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了一场名为“天堂之路”的新音乐会，演奏了莫五平、许舒亚、郭文景、陈其钢、谭盾、瞿小松、何训田七位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一下轰动世界。
两年后，荷兰导演ElineFlipse为莫五平、郭文景、陈其钢、谭盾、瞿小松五位作曲家拍摄了纪录片《惊雷》。片中展现的作曲家风格各异，郭文景奔放狂野，陈其钢平和儒雅，谭盾在湖南乡间的道观中研究吟唱，瞿小松则强调写作的自由。从“惊雷”这个名字就能看出，他们张扬的个性和特色鲜明的曲风，给音乐界带来巨大震动，世界真切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新音乐的力量。
毕业时，这批作曲家中的大多数人选择出国深造，异乡的奋斗生涯各有各的艰辛，但在艺术上他们殊途同归：重新发现了自己骨子里的中国烙印。
1984年，远赴法国读书的陈其钢成为现代音乐大师梅西安的学生。梅西安告诉他：“做你自己的音乐，做你自己内心感受到的音乐。”也是从那时起，身处异国他乡的陈其钢，常常会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京剧，回想起朗朗上口的古典诗词。
“我们在音乐学院读书时没人会想到用这些，格尔来的时候，我们是崇拜西洋的，根本没想过我们身后还有这么多丰富的遗产。”陈其钢坦承，正是在出国后，这些早已浸润骨髓的传统文化元素反复出现，他后来的作品《逝去的时光》《水调歌头》《五行》《蝶恋花》等，都带有鲜明的中国味道。
旅居欧洲又辗转美国的刘索拉，与陈其钢有相似的感受，尽管她与其他作曲家走的路并不相同。毕业后，她投身于摇滚乐、蓝调及人声音乐的创作，“我当时特别喜欢蓝调，小时候学过的中国传统音乐一下子翻了上来，我发现古代戏曲里的低声演唱和哭腔其实都是蓝调的手法。”中国古代音乐特有的思维方式带着她打破了很多界限，“中国音乐里什么都有。”
1993年，身在西方的刘索拉推出专辑《蓝调在东方》，大鼓、京剧念白和民乐琵琶都被赋予了新的表现力。2003年，她成立“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乐队以中国打击乐、中国弹拨乐、吉他、键盘及人声为主导，在民族艺术及人声艺术领域跨界探索。
并非出国才能被世界发现，郭文景就选择留在国内。众所周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古典音乐市场受流行音乐的冲击，出现过一段时间的低迷。这时候的郭文景为《棋王》《南行记》《千里走单骑》《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多部影片谱写了音乐，“影视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救了我，它们让我保持作曲状态，多样化的要求又锻炼了我的创作能力。”而在严肃音乐领域，郭文景不断收到海外邀约，1994年起，他的歌剧《狂人日记》《夜宴》等陆续在国外首演，他也被称为唯一一位未在海外居住，但赢得了海外声誉的中国作曲家。
归来推动中国音乐继续前行
今年4月正值77、78级作曲系学生入学40周年，一部分同学相约回到了他们熟悉的鲍家街43号中央音乐学院，身在母校任教的郭文景欣然作陪。
说起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音乐行业的变化，郭文景连连感叹：“现在北京的文化生活和欧美繁荣大都市差不多，说实话，这是我几十年前真没想到的。”
“上世纪90年代，人们出国变得容易了，那时候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出国看了什么演出和歌剧。”郭文景回忆，“到了1998年，指挥家余隆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原来那些只能去国外看的演出来到了中国。2007年国家大剧院建成了，2008年北京又举办了奥运会，从此之后，世界上的精彩演出来京变成了常态。”
随着新世纪到来，多年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作曲家也纷纷回国，谭盾回国上演的音乐会越来越多，刘索拉也把成立15年的“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带回国内，进行巡演。在保持旺盛创作精力的同时，他们凭借自己的独特风格，为发展中国音乐贡献着力量。
陈其钢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早年就名噪海外，但真正被国人熟知，是在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并创作主题曲《我和你》之后。也是在这之后，他接到国内机构或乐团委约创作的邀约越来越多了。
“在国外，很多年轻作曲家是靠知名艺术机构和政府的委约维持创作的，但是国内在这方面还不完善，这也导致很多年轻作曲家没有被发现。”陈其钢反思着当代中国的音乐创作环境。
为了给国内的青年作曲家建立一个长期而稳定的创作机制，2011年，陈其钢与国家大剧院共同促成“青年作曲家计划”，陈其钢担任首席评审专家，至今已举办四期。国家大剧院作为主办平台，聘请国际权威的评审团体和高水准的演奏团体，让年轻作曲家的作品有更多机会被演奏。
“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回报的项目，但是非常有必要坚持下去。”陈其钢说，国家大剧院要负责整理年轻作曲家投稿的资料，组织评审，再从演出经费中拨出费用，拿出场地，还要跟国外的乐团谈条件进行演出。而他自己身为评委，也觉得有责任肩负起挖掘新人的重任，“年轻人的作品不一定成熟，但我们不能急功近利，甚至不要求马上出成果，而是坚持提高质量，往积极的方向去推动。”
陈其钢说出的又何尝不是77、78级其他作曲家心中的想法。40年来，正是他们，在各自的音乐领域，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音乐事业向前发展。(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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