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8省市发布了高考综合改革方案，较前两批高考改革试点省市方案明显不同之处在于，选考方案由“3+3”改为“3+1+2”，其中的“1”突出强调了物理、历史两个科目的重要作用。
高校、中学和学科专家普遍认为，高中阶段学习物理或历史科目是大学阶段学习自然科学类专业或人文社科类专业的重要基础。笔者认同以上观点，赞同“3+1+2”方案，但在这里想强调的是，物理、历史两科的基础性不仅在于学科知识的基础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构建科学思维方法、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方面的重要性。中学阶段如果缺少这方面的训练，对学生的终身发展将是很大的缺憾。
物理学是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的重要来源。“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恐怕很难用简单的语言定义，但科学的特质为我们所熟知——它充满好奇心、探索规律、逻辑严密、可以量化、讲究实证……追溯这些特质的来源，就是从牛顿建立经典力学开始，一部物理学科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科学的发展史。它向我们充分展示了物理学科如何塑造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同时促进了包括数学在内的多种学科理论的发展。如果说中学阶段的科学知识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到大学阶段，科学更多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随着学科的演进和专业的细分，物理不能回答所有问题，但伴随物理学科发展延续至今的科学思维将融入所有科学学科当中，探索的精神在促进学生发展的过程中相伴始终。正如卡尔·皮尔逊在《科学的规范》中所言：“对探索自然科学而言，知识本身可能显得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一些实际知识很容易忘记，而我们所关心的则是更一般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将会有长远的价值——但是这些知识又是我们去达到更重要的目的的手段。”
历史学则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民族灵魂的根基。钱穆在《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帝王将相、年号历表、法条律令，都是历史记载的文明要素，属于历史知识。历史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承载着将我们描述为中国人的文化特质的历史观念，以及让我们能够自我认同为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比如说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谓“复兴”即暗指中华民族曾经“兴”过，这一“兴”的历史记忆包含着往逝的史实，也包含着构建的想象，在描绘“兴”的记忆的同时，也在时空中共同标定出我们当下的位置，并让有相同历史记忆的我们相认、相融彼此，共同分享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也正如钱穆所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综上所述，在我们具有共识的最基础的学生培养体系中，语言(无论是语文还是外语)与数学科目是基础，但在学生进入自然科学类专业或人文社科类专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于物理学或历史学的有力支撑，以构建“基本技能+基本思维”的稳固基石，再辅以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中个性化选科，才能最终构筑人才培养的闭环。(丁光宏 游畅)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复旦大学教授;作者系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助理、民盟上海市高教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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