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在中国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一言两语所能道尽。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相应的狗文化亦不相同。
前些时候，为了迎接中国新年，法国的时尚品牌迪奥(Dior)推出带有“狗”字的红包和帆布鞋，但在中国人看来总感觉哪里不对。这一现象，便反映了中西文化间的鸿沟。
汉族多以狗为卑贱、谄媚、凶残的代名词，如“狼心狗肺”“狗仗人势”“人模狗样”“狗急跳墙”“狐朋狗友”“鸡鸣狗盗”“狗眼看人低”“狗改不了吃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之类的成语、谚语，都有贬义。但在苗族、瑶族、畬族、黎族、满族、赫哲族、裕固族、珞巴族等民族心目中，狗有很高的地位。中国古代的“盘瓠”“犬戎”传说，便记录了某些民族尊狗为祖先的情形。
狗即由灰狼驯化而来的家犬，是“六畜”之一。“六畜”之中，牛、马、羊是从中亚、西亚传入的舶来品，猪、狗、鸡则属国产。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狗都是最早出现的家畜。这是因为牛、马、羊、猪、鸡均为新石器时代以来农业、畜牧业的产物，而狗的驯化则伴随着狩猎的生产方式，在旧石器时代便已经开始。崇奉狗的民族，大多在历史上依赖狩猎。汉族不待见狗，除了因为狗不够高冷、依附性过强、有“不良习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在农耕社会中，狗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十分关键。
目前所知中国境内最早的狗，发现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的南庄头遗址，距今约一万年。但它仍不是最原始的家犬，狗的驯化史当需进一步上溯。稍后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遗址，发现了一批距今8500年左右的家犬。其他国家的材料相对更早，如以色列北部发现了距今1.2万年的人狗合葬墓。生命科学领域的学者试图从基因入手复原狗的家谱，但不同研究团队所得出的结论差异很大，狗的起源地有中国南部、中东、欧洲、中亚等说法，时代则有距今一万多年到距今三万多年的跨度。
甲骨文以“犬”表示狗，但没有发现“狗”。有文章说甲骨文中已有“狗”字，并不正确。“狗”的本义是小狗，后来用来指代“犬”。《说文解字》引述孔子的话说：“视‘犬’之字如画狗也。”“犬”字正象狗之形。甲骨文的“犬”，基本上是腹部内收、尾巴上翘，或左或右侧面“站立”。甲骨文中的“犬”字和“豕”字有些相似，但“豕”所表现的形象鼓腹垂尾，与“犬”有别。狗的尾巴可以上举，而狼以及其他犬科动物的尾巴则是下垂的，“犬”字所见狗尾正作卷曲状，生动表现出了狗的这一重要特征。因为甲骨文左右无别，所以狗的姿态有左有右，并不统一。而甲骨文中包括“犬”在内的表示动物的字形，大多直立，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商代或更早已有简牍的证据——古人为了迁就简牍的条状形态而不得不令字形纵向发展。同时期的商代金文，用作族徽或氏族名的“犬”则是四肢着地，不再悬浮于空中了。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犬”有的用作官名，如《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28316：“其比犬口，擒有狐。”该官职职掌畋猎，也参与征伐。有的用作方国名或人名，如《合集》6812正：“令多子族比犬侯。”但大多还是用于祭祀，如《合集》1621正：“贞：燎三犬、三羊。”《合集》32775：“十犬又五犬，卯牛一。”《合集》32698：“惠犬百，卯十牢。”与此相应，殷墟遗址中无论是贵族墓还是平民墓，往往有狗殉葬。殉狗是商人的重要葬俗，该现象也见于秦人墓葬，这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所揭示的秦人祖先自商奄西迁的线索相合。
狗在早期中国具有特殊的宗教意涵。贾湖遗址的狗都被有意识地挖坑掩埋，或许是犬牲的先导。新石器时代到商周，犬牲流行，或殉葬，或祭祀，或用于建筑、城墙的奠基。《周礼·秋官》记载了一种叫“犬人”的官职，主管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瘗亦如之。凡几珥沉辜，用駹可也。”“献祭”的“献”字便与犬牲有关。《说文解字》云：“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礼记·曲礼下》亦云：“凡祭宗庙之礼……犬曰羹献。”因此，诸如二里头文化、殷墟文化墓葬中的狗，都不能简单视作墓主人的生前宠物。
《礼记·少仪》云：“犬则执绁，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唐人孔颖达在此基础上指出：“犬有三种：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说的是狗分为“守犬”“田犬”“食犬”三种，这也是除犬牲之外，狗在中国文化中所扮演的另外三个重要角色。
“守犬”即看门狗。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农耕社会中，看家护院恐怕是狗的最重要职能。中国本土的狗被称作“中华田园犬”，“鸡犬之声相闻”“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正是田园生活的写照。“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狗永远是家的忠实守护者。在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大墩子遗址出土了一件距今约5000年的房屋模型，屋子的四周刻画有狗，可见当时狗已担负起看家护院的职责。
“田犬”即猎犬。参与狩猎是狗的最初使命，在农耕社会中，狗的这一职能得以延续。在甲骨文中有一个字，上面是“兔”，下面是“犬”，表现的正是一只狗在追逐一只兔子的情形。过去大家把它们看作两个字，裘锡圭先生指出该字是“逐”字异体，文义乃得贯通。《吕氏春秋·贵当》载：“君有好猎者，旷日持久而不得兽，入则愧其家室，出则愧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则狗恶也。”强调了猎犬在狩猎中的关键作用。古代有专司猎犬的官职，如甲骨文中的“犬”便司职畋猎;向汉武帝推荐司马相如的杨得意，担任的官职叫“狗监”，即管理猎犬的官吏。《诗经·秦风·驷驖》载：“輶车鸾镳，载猃歇骄。”说的是秦襄公畋猎出游的盛况，“猃”与“歇骄”均为猎犬。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东汉武梁祠、河南省南阳市王庄东汉墓画像石中，均可见古人携犬狩猎的生动场景。
由于中国家猫的历史较短，古代的狗还是捕鼠能手，“狗拿耗子”绝非“多管闲事”。《吕氏春秋·士容》载：“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当时有“相狗”的职业，负责品鉴狗的优劣，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西汉墓便发现有《相狗经》的竹简。相狗者指出，良狗志在“獐麋豕鹿”，但如果束缚住它的后腿，便会去乖乖捕鼠。这说明先秦时期人们利用狗来捕鼠，而这一技能实际上源自狩猎。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郪江镇的汉代崖墓中，有一幅浮雕表现的便是一只口衔老鼠的狗。据《魏略》记载，曹操将因犯罪而解官的丁斐比拟作捕鼠的狗：“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这一方面看出曹操惜才，另一方面也可见三国时期负责捕鼠的便是狗。直到南朝时期的《幽明录》，仍记载以狗捕鼠的故事。
与猎犬相关的还有军犬。甲骨文中的“犬”官负责畋猎，也参与征战。古代的畋猎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军事的预演。古代波斯、埃及、斯巴达、迦太基等均有以狗参战的现象，中国古代则有叫“狗附”“犬铺”的军营警备设施。在先秦随葬的车马坑中，有车有马有狗，可谓标配，“犬马之劳”或由此而来。敦煌汉简第1985号载：“西部候长治所，谨移九日卒徒及守狗当廪者人名各如。”可见“守狗”也活跃于汉代的边防军营之中。
“食犬”即肉狗。南庄头遗址的狗骨较为破碎(这一现象广泛见于新石器时代遗址)，当是先民食用的结果，中国的食狗之风，至迟要追溯到万年之前。战国秦汉时期，吃狗颇为流行。隋唐以降，狗逐渐淡出了古人的餐桌。所谓“狡兔死，走狗烹”，虽然狗担负着警卫、狩猎等职能，有时仍不得善终。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食狗之风有不同表现，乃至延续至今。
除了实用功能，中国古代的狗也逐渐扮演了助兴娱乐的角色(尤其对于上流人士)。或者将狗训练为斗狗，或者豢养为宠物。现如今，随着生活的改善，以及受西方观念影响，宠物狗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狗”成了“狗狗”“汪星人”，人与狗的关系愈加亲密，狗的形象也在悄然转变。
从旧石器时代走向新石器时代，从蛮荒走向文明，狗始终陪伴人类左右，不离不弃。其间有误解，也有相互的依赖共存。人与狗逾万年的友谊，仍在书写新的篇章。(陈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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