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5日，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生杨宝德溺水身亡。其女友将悲剧归结于杨宝德“不堪博导周老师奴役”，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追问。2018年1月17日，中国青年报以《寒门博士之死》为题进行报道，引发广泛关注与议论。
杨宝德生前照片。视觉中国 资料图
报道中写到，杨宝德来自湖北农村。研二时，他申请了硕转博。在没有博导资格的硕士导师推荐下，杨宝德博士期间换了导师，成为一位周姓教授的学生。但自从换了导师后，杨宝德的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停滞。在科研无果之际，他曾对之前的硕士生导师发长短信，“自从转了导师，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本来性格并不开朗的我开始变得沉默抑郁。本来就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我开始变得恨不得每天谁也不见。我不会拒绝人，基本上老师让我干的所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我都去干了。对于科研我抓不住重点，总在取舍之间摇摆不定。我喜欢帮助人，基本别人开口了需要帮忙的不需要帮忙的我都帮了，这导致我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做无用功。得到的是我自己的事一事无成。”
除了陪吃饭、挡酒以外，周教授对杨宝德明确提及或暗示的要求还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据杨宝德的家人回忆，有一天早上9点多，他给杨宝德打电话得知，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正在导师家做卫生，等会还得把车擦一擦。
杨宝德生前和女友的合影 红星新闻 图
目前此事的信息仍很不完整，校方和周姓导师都没有发声。死亡毕竟是最极端的选择，以“奴役”、“压榨”这样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进行归因，很难提供完整、充分的因果链条。比如有人就认为，是不是贫寒出身导致杨宝德过于敏感自卑?
逝者已去，他生前的心理活动永远无法还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起个案没有警示意义，不值得做普遍意义和制度层面上的反思。我们为一个青年学子的悲剧而惋惜，更要为他背后更多青年学子的生存困境不平而鸣。
联想到前不久的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事件，这两起事件有一定的共性。一个是男导师与女学生，一个是女导师与男学生。巧合中也有必然。
问题的核心症结都是师生关系的权界不明，公私混淆。老师的手伸得太长，学生却难以说不。比如，受害者爆料，陈小武曾数次在公众场合逼已婚的师姐离婚，说出“是你老公还是读书更重要”、“想读下去就离婚让我看到点决心”这样的话。而聊天记录显示，周姓导师也曾干涉杨宝德的恋爱，挑拨他与女友的关系，劝其分手。
婚恋自由谈了这么多年，父母、亲戚干涉婚恋都已是极大的政治不正确，学校老师却来指手画脚，不能不说是咄咄怪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学术圈，导师与学生的力量对比已发展到何等失衡的地步。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勋爵的名言在学术圈同样适用。导师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对异性学生实施性骚扰，也可以让学生做卫生、擦车、陪逛街、半夜陪聊。像其他领域的权力滥用者一样，导师不需要留下“逼迫”的证据，学生自会揣摩每句话的深浅。当“不会拒绝人”的杨宝德们遇上使唤人不知节制的导师，他们就会沦入有苦难言的境地。
当然，“奇葩”导师总体来讲是少数，爆发激烈冲突的更少。经我与读博的老同学们交流，大部分人对他们的导师还是满意的。但是问题在于，“好导师”之所以好，更多源于个人的善良与自觉。“奇葩”导师之所以奇葩，却是缺乏制度的约束。
比如我一位在法国留学的同学介绍，组里有个学生与导师意见不合，经医生鉴定，心理状态不好，必须休息。于是导师不得打扰，工资还要照发，按学生意愿确定答辩时间。对比之下，国内高校对博士生的心理干预却大都流于空白。博士生面对科研、生活的双重压力，心理出现问题是很常见的，我们不能只苛责他们自己不擅长调适。
杨宝德曾给硕士导师发过一条信息，抱怨他的生活现状。红星新闻 图
杨宝德在溺水身亡之前，还有过一次自杀未遂的经历，这是最令人心痛的情节。当时杨宝德一个人去了秦岭，喝了随身携带的蟑螂药，没死。又从一处山坡滚下去，仍然没死。他自己说，那天下午被周姓导师批评了很久。而自杀未遂的事，周姓导师后来也得知了。这本是一个危险而宝贵的信号，如果得到重视和有效处置，或许悲剧不会发生。然而，这个信号却被错过了。
师生之间的人身依附，超越了正常的教与学关系，是畸形的、有害的。学生承担了与学业无干的琐事，当然会影响科研。而导师干预学生的私生活、占据学生的私人时间，也会让自己无意间背负难以承受的道德重担。就拿杨宝德事件来说，那位周姓导师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是作茧自缚，事后怎能轻易撇清?
和谐的师生关系，不能仅依赖导师的自觉自愿，更不能依赖学生的“八面玲珑”。真正值得信赖的，还是制度。首要的，便是保障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利，也就是更换导师的权利。杨宝德与导师关系不睦，却从来没考虑过换导师，只因为“学院里面很多老师都是同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学生，申请换导师，也没人敢收。”由此可见学术近亲繁殖的弊端。
在现实中，很多学校被人情关系笼罩，换导师成为得罪人的事。学生怕得罪人而不敢提，其他导师怕得罪人而不敢收。这些都禁锢了学生向非正常师生关系说不的空间，压抑、愤懑的情绪只能在封闭的人际关系中不断发酵，直到诱发骇人的变故。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教训：一、建立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干预机制已十分迫切，不能通过指责个体“心理脆弱”来替代制度建设;二、师生关系应该回归学术本位，人身依附、公私不分的状况不可持续。
本期编辑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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